赵树理出生在太行山区，从小就是个“戏迷”，终生喜欢上党干梆戏，他对导演、音乐设计、舞美设计都作过研究，并且有独到的见解，他还是个热情的剧作家、评论家。“据《赵树理全集》，从1939年至1966年，赵树理创作改编的大小剧本有13个。同时，从1940年到1965年，赵树理共写文艺评论115篇，其中，关于戏曲的文艺评论就有25篇之多，这在现代作家中是不多见的。”
可以说，地方戏剧和曲艺，给了他最初文学创作的艺术营养，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创作思想。张仁义、栗守田在《赵树理同志与上党戏》一文讲到赵树理少年时代酷爱上党梆子的几个动人的故事，其一说道：
尉迟村七十多岁的老农吕培信，在十多岁时的一个春天，在自己的“窑背上”谷子地锄小苗，忽听见塄上有人唱“干梆戏”，虽然嗓音不大优美，可是吼得还怪响呢。同时，有个人念着“工尺谱”给他伴奏。吕培信知道，上边是双全老汉的地，准是他父子俩休息时候高兴呢。本来这也没啥看的，可是，他还是爬上去了。哟！真是。在一棵柿树下，赵树理“推”着“三把”，唱着“随父帅镇边关淄川罗成”的台词；他父亲双全老汉靠柿树坐着，歪着脑袋，拍着大腿，“工六五，上五六”地哼着，真有意思。
赵树理小说《盘龙峪》第一章中，在十二个农村青年兄弟结拜时，就有唱上党梆子的描写，在《李有才板话》中介绍李有才的描写中，也写到了李有才扮演焦光普的清唱，在《刘二和与王继圣》中，也看到了类似的情节，六个放牛的孩子在山坡上玩唱戏，赵树理在多篇小说中也提到农民观看戏剧的热情。这种唱戏行为到底给赵树理的小说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在当时农村，唱戏主要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是敬神娱神，期望人身平安和庄稼风调雨顺等；一是自娱自乐，通过唱戏行为达到自己精神的愉悦，以此来消解物质困境和所受压迫之苦，通过唱戏行为达到暂时心灵的自由飞扬。我认为赵树理主要是从后一方面来写唱戏行为和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关系的。在赵树理的小说中，我们首先看到的唱戏行为就是农民单纯的自娱自乐。在《盘龙峪》（第一章）中，十二个二十岁左右的农家小伙敬神结拜，之后就有人不等“邀神”的人来急着要唱戏，“要不是图唱戏的话，我磕了头就走了”，“大家因为要唱戏，吃得很快。不等大家吃完，小松却早把乐器安排好了”，这就马上开始进入各自的角色了，唱了《精忠传》，又唱吕布戏貂蝉的戏，“这出戏完了鸡就叫了”，这才一哄而散，“出到院子里，看见已偏了西的月亮”。在这样的描写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农家小伙对唱戏的痴迷。而在《李有才板话》中写到，正月里李有才唱戏吸引邻村的一小伙上门请教，五十多岁的“有才见他说起唱戏，劲上来了，就不客气地讲起来。他讲：‘这焦光普，虽说是个丑，可是个大角色，唱就得唱出劲来！’说着就举起他的旱烟袋算马鞭子，下边虽然坐着，上边就轮打起来，一边轮着一边道：‘一出场：当当当当当令x令当令x令……
当今x各拉打打当！’”又是一种痴迷。
《刘二和与王继圣》中的描写是：
平常来这里放牛的孩子们本来要比这天多，因为这一天村子里给关老爷唱戏，给自己放牛的孩子们都跟他们的爹娘商量好了，要在家里等着看戏，只有他们七个人是给别人放，东家不放话，白天的戏他们是看不上的。
他们每次把牛赶到坪上，先要商量玩什么。往常玩的样数很多———掏野雀、放垒石、捅酸枣、捏泥人、抓子、跳鞋、成方……这一天，商量了一下，小囤提出个新玩意。他说：“咱们唱戏吧？兔子们都在家里等看戏啦。咱们看不上，咱们也会自己唱！”
“对！可以！”七嘴八舌都答应着。
小管问：“咱们唱什么戏？”
小胖说：“咱们唱打仗戏！”
大家都赞成了，就唱打仗戏。他们各人都去找自己的打扮和家伙（作者按：家伙，就是乐器），大家都找了些有蔓的草，这些草上面有的长着黄花花，有的长着红蛋蛋，盘起来戴在头上，连起来披在身上当盔甲；又在坡上削了些野桃条，在老刘地里也削了些被牛吃了穗的高粱秆当枪刀。二和管分拨人：自己算罗成，叫小囤算张飞，小胖、小管算罗成的兵，铁则、鱼则算张飞的兵。
满囤说：“我算谁？”
二和看了一下，两方面都给他补不上名，便向他说：“你打家伙吧！”
戏开了，满囤用两根放牛棍在地上乱打，嘴念着“冬仓冬仓。……”
六个人在一腿深的青草上打开了。他们起先还画个方圈子算戏台，后来乱打起来，就占了二三亩大一块，把脚底下的草踏得横三竖四满地乱倒。
好一番唱戏，多么自由自在而又快乐的童年啊！我举这三篇小说中的唱戏描写是想说明在赵树理笔下的农村中，几乎所有年龄阶段的人都痴迷看戏、唱戏，而赵树理对戏曲的痴迷正是如此，无论是童年时，还是青年时，还是中年、老年时。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