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60年代，赵树理在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时说：“我生在农村，中农家庭，父亲是给‘八音会’里拉弦的。那时‘八音会’的领导人是个老贫农，五个儿子都没有娶过媳妇，都能打能唱，乐器就在他们家，每年冬季的夜里，和农忙的雨天，我们就常到他家里凑热闹。在不打不唱的时候，就没头没尾地漫谈。往往是俏皮话联成串，随时引起哄堂大笑，这便是我初级的语言学校。”从这段回忆中可看出赵树理对这种农村生活状态的留恋。1923年，17岁的赵树理曾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榼山高小，因为成绩优异，立即被聘为本县野鹿村的初小教员，后又改任掌搬村小学教员，但在教书时根本无法忍受那些虚伪的客套与阿谀逢迎的嘴脸，一年后，他被两次解聘，卷铺盖回家。但赵树理对又回到农民的生活里感到非常惬意，扶犁扛锄，唱干梆戏，晚上又可以到小伙伴家中去拉呱，得闲又到吕家吹打拉唱，参与那俏皮话成串的闲拉瞎扯，他说：“有点象抛上岸的鱼，又回到水里，活啦！”
提这两件事，是想说明赵树理终生都在寻找这份自得其乐的情趣，而这种情趣却是同时代其他写农民的作家所无法感受的一种体验。
第三是小说叙述的自由。《盘龙峪》的叙述语言很散，信马由缰，是一种民间口语和传统白话文体相结合的语言，他把民间文化形态中的自在、从容的一面转化为一种叙述的态度。如小说开头：
没有进过山的人，不知道山里的风俗。
盘龙峪这个地方，真算是个山地方了：合四十多个庄落算一里，名叫盘龙里，民国以来，改为一个联合村。北岩是这一里中最大的村——虽不过有百余户人家，但在这山中就不可多得了。
小说没有一丝一毫的紧张，接着小说写兴旺冒雨打酒跑进一家院子里躲雨，通过兴旺与有发的对话，引出了十二个农村青年结拜弟兄的事情，并对每个人作了些介绍。此后小说又荡开一笔，写兴旺去买调料受到木头刀的冷遇嘲讽，返回村去，大伙邀神前聊天、敬神、唱戏等，这些情节被娓娓道来，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洒脱与自由，表现了赵树理在小说创作中追求一种自由自在状态的理想。赵树理小说中叙述语言的口语化，又使读者感觉读小说就像一个熟人在和你聊天一样，彼此毫无雕饰，自然朴素亲切。只有在这样的叙述中，农民读者才会感觉到小说中的农村世界是他们自己的农村世界，也只有在这种叙述中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农村世界的自由状态和真诚状态，感受到农村的清新。这种叙述使小说有某种天然之趣，小说呈现出一种符合农村自然生活状态的、自由的写作状态，正是在这种写作中，赵树理才能够脱离开五四那样一套对农村的叙事话语规范。我想这才是郭沫若第一次看到赵树理小说的感受，“这是一株在原野里成长起来的大树子，它根扎得很深，抽长得那么条畅，吐纳着大气和养料，那么不动声色地自然自在”。“因此我很羡慕作者，他是处在自由的环境里，得到了自由的开展。”
再比如，十二个弟兄结拜后，小松提议唱戏，大家就快快地吃完饭，开始自娱自乐了。“他们唱的最熟练的一本戏，是评话本精忠传里泥马渡康王的故事，安泰唱康王，小松唱金兀术。安泰不会敲乐器。小松连唱带敲梆子。”马上，一出戏就当当锵锵打起来，唱起来了。唱了半本，邀神的人来了，又加入到他们的活动中，先喝酒，后又唱戏，一直唱到鸡叫。所有这些表现的生活并无惊人之处，实在是日常生活中大家的一次普通聚会，但在这儿却让我们看到了这些青年、后来小说中的“小”字辈们在八音会里纵情大闹，随意漫谈的情景。这是一种多么自由自在的一种生活气氛啊！
赵树理用语言营造出一种这样的氛围，来表达他对美好和健康人性的呼唤。
第四，创作精神的自由。赵树理小说中所反映的更多的是自由自在的民间生活，他的生长环境与人生经历决定了他与民间文化形态有着天然的血肉关系。在经历耕织自为、无忧无虑、怡然自乐的童年生活后，这种自由自在的生命状态不能够再保持，各种各样的生存困境迫使他为生计奔波，这种生存困境的压迫一直大约要到40年代吧。尤其是赵树理在创作《盘龙峪》的1933年前后，正是赵树理生活非常窘迫的时候，这种生计状态让赵树理非常怀念、渴望当初自己在农村时的生活，渴望淳朴、原始、自然的生活。30年代初赵树理写的那些小说《悔》、《白马的故事》、《有个人》、《盘龙峪》，长诗《打卦歌》等作品，或表露了作者生活的艰难，或流露出作者对自由生活的无比渴望。
赵树理所渴望的“自由自在”，不仅是行动自由和婚姻自由，而且是一种生命自在无碍状态下自我悟性的任意发展。赵树理把这种精神理想寄托在乡村大地上，乡村文化上。在创作时，这种精神追求就具体化为对自由审美的追求。席扬先生说：“他（按：赵树理）所从事的基层工作帮助了他，使他能够及时发现并筛选出合于自我艺术理性的审美素材，在以契合于自由创作的审美心态的内化过程中开始了他的创作，这一创作显而易见是在自由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