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心理状态里完成的。”
实际上，赵树理在表现农村时，对这种自在写作状态的追求和小说中自在世界的呈现在他后来的好多小说中都可看见的，只是在40年代强调赵树理小说对现实的反映和对政治功利意识的承载时被遮盖了，当时和后来的研究者更多是从社会历史的变迁中来看赵树理小说中这些青年的变化的。
《小二黑结婚》中，农村人对二诸葛和三仙姑的取乐，青年们对小芹的追求，人们对小二黑的喜爱逗趣，淘气孩子在他俩结婚后的听窗，使我们看到，在农村生活中除了有像金旺等村霸对普通农民的压制以及老人们原有思想对青年人生活的干涉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乐趣、生机，农村生活并不只是一片荒凉萧条的景象，而是还有充满生气的新景象。同样，《李有才板话》中除了农民与阎恒元一派的斗争外，小说里展现的老槐树下、李有才窑洞里的自由自在的谈天，也是农村中最让人快乐的气息，在这样的氛围中，大家把自己的快乐与大家分享，把自己的不满也发泄出来，共同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形成了独立、自由自在的属于农民自己文化的小空间。
或者是村民纳凉、聊天，甚至吃饭到老槐树下去，在戏谑调侃的语言狂欢中对阎恒元等当权者进行嘲讽，实现对神圣权利的颠覆，从而获得消解神圣权威的精神愉悦。
1943年后，赵树理的小说创作受到毛泽东《讲话》的明显影响，开始更多地强调小说的政治功利意识，并努力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原则去创作小说，但农村文化的自在性在他的思想中烙上了深刻的印痕，使在《讲话》后的小说创作中仍会时不时地、不自觉地逸出这种创作的自在精神来。1945年，赵树理创作《李家庄的变迁》，我们在前面通过分析茅盾的两篇评论谈到赵树理小说受到了《讲话》精神的明显影响，我们也分析了小说最终表现出来的、决定人们评判人事的基本价值标准仍是乡村传统伦理道德，小说的结构显得“散漫”，却在“散漫”中体现出的是农村世界的复杂性。
在后来的《刘二和与王继圣》、《邪不压正》中也有这种“散漫”气息，只是这种气息在逐渐减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树理来到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赵树理小说创作的数量开始减少，也因编辑《说说唱唱》中一些事而受到批评，做检讨，又发生了“东西总部胡同之争”事件。孙犁说：“他被展览在这新解放的，急剧变化的，人物复杂的大城市里。不管赵树理如何恬淡超脱，在这个经常遇到毁誉交于前，荣辱战于心的新的环境里，他有些不适应。就如同从山地和旷野移到城市来的一些花树，它们当年开放的花朵，颜色就有些暗淡了下来。”严文井在回忆文章《赵树理在北京胡同里》中提到赵树理在北京胡同时的不自在，“我隐隐感觉到老赵的寂寞。他一再唱上党梆子，可能是在思乡。北京引人入胜的胡同毕竟有些东西不如他那山沟沟”。赵树理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受到了限制，赵树理的自由自在的创作追求更是受到了限制，赵树理逐渐失去了郭沫若说的“自由的环境里，得到了自由的开展”的创作环境。
但赵树理自由自在的创作精神在《三里湾》中再一次凸显。在小说中，赵树理描绘了大量日常生活细节，甚至是整章地表现琐碎的农村生活细节，而这些细节与小说要表现的农村新生力量和旧力量斗争的主题没有太多关系，但他认为这些细节中体现的正是实际农村的生活，这些无意识表现出来的生活细节正好体现了农村中人自由自在的状态。赵树理掌握的了如指掌的这些细节，在让赵树理变成农民的“自己人”时，使小说的世界与农民的现实世界完全融为一体了。如小说多处写洗场碾的细节，怎样洗、怎样试验、怎样月下吸引一些青年来看，洗好套上骡后，赶骡的人又是多么自豪等。只有对农村生活非常了解，而且对农村生活非常热爱的人，才有这种深厚的感情去关注这些事物的。对农民来讲，一方面是对这些先进技术的关注，可以多生产粮食，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劳动中，体现了劳动的发明创造，体现了劳动的快乐，而这些只有有过农村切身劳动生活体验的人才有这种感情。因此，在赵树理的小说中，那些被思想者、革命者认为不重要、与主题无关的东西，恰是农民感到最亲近的、有感情的细节，而这样的东西对赵树理来讲它是不可能被完全抹掉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会时不时地自己跑出来的。赵树理小说中的这些东西是别的作家想模仿也模仿不上的，这些东西也真正成了赵树理区别于其他作家的标志性的、本质性的东西。在《三里湾》中，赵树理的这种农村情感再次得到了浓郁的自由的表现，但这在当时文艺环境中却是不被需要的，也是不合时宜的，因此这篇赵树理努力写作的小说却并没有得到好评，招来的反是更多的批评，虽然小说实际上得到了比《小二黑结婚》更大发行量的实绩，虽然有更多的读者喜欢这部作品。
因此，虽然《盘龙峪》仅存一章，但在小说中所表现出的那种自由自在的精神境界，使我们看到了一位创作风格已经完全成熟了的作家，一位竭力表现农民自在生活状态和竭力实践自己自由创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