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野里成长起来的大树子”：郭沫若论赵树理的创作
在《小二黑结婚》发表之前，赵树理的名字是不为外人知道的，即使《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在解放区广为传阅时，赵树理在文坛上仍没有地位，一直到1946年周扬大手笔的《论赵树理的创作》把赵树理的创作和毛泽东的《讲话》联系起来后，赵树理才开始引起文坛的关注。在周扬之前，对赵树理小说的评价也未引起人们的注意。黎玉的《介绍大家读〈李有才板话〉和我们的群众路线》一文认为《李有才板话》贯彻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新方向，并获得了初步成功。李大章在《介绍〈李有才板话〉》中认为赵树理为农民的写作目的和阶段分析方法，对大家是有借鉴意义的，号召大家“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正确文艺方针的指导下，为工农兵的新文艺，新中国的新文艺，一定会有它的光明的未来的”。这两篇介绍文章想试着以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来解读和阐释赵树理作品，但由于作者非专门的理论工作者，又初试牛刀，毕竟没什么把握，在用词遣句时也颇为谨慎、注意分寸。
而到1946年，赵树理小说突然受到文坛高规格、高密度的评论。首先有冯牧1946年6月23日发表于《解放日报》的《人民文艺的杰出成果——推荐〈李有才板话〉》，认为：
《李有才板活》是我们所看到的最早地成功地反映了解放区农民翻身斗争的作品……自文艺座谈会以后，解放区的文艺运动开始有了一个新的面貌，以工农兵，尤其是以农民为对象的创作（包括创作给工农兵看和反映工农兵生活的），大批的涌现，这其中，文学作品的创作毫无例外。但是，有一件事实却是无可讳言的，这就是：比起其它艺术部门来，文艺创作，不能不说是稍微落后了一步。当许多新的，反映农民生活的秧歌剧、木刻、歌曲已经在群众中普遍流传，并获得了它们深深的赞扬的时候，在小说中也能够获得群众如此喜爱的作品，实在寥寥可数。《李有才板话》的出现实在是在这种缺陷中一个极其可喜的开端，在小说中创立了一个模范。
1946年7月20日，周扬在大型文艺月刊《长城》创刊号发表《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后又于8月26日在《解放日报》发表。论者首先在艺术风格方面强调赵树理“是一个新人”，“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其次是从内容上认为赵树理的创作，展示了农村中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的“庄严美妙的图画”。《小二黑结婚》“最关重要”的是在“讴歌农民对封建恶霸势力的胜利”；《李有才板话》是在“正面展开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斗争”，“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界线是划分得十分清楚的”，在这种阶级斗争中农民最终战胜了地主，新政权镇压了地主阶级，老一辈人的“旧”思想转变成了“新”思想，旧社会也正在变成新社会。最后周扬说“我与其说是在批评什么，不如说是在拥护什么”，论定赵树理的创作“是毛泽东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我欢迎这个胜利，拥护这个胜利”。
1946年11月2日，茅盾在《解放日报》发表《关于〈李有才板话〉》，在先引述了周扬论赵树理小说的观点后谈到：“《李有才板话》让我们看见了解放区的农民生活改善的斗争过程和真相，使我们知道此所谓‘斗争’实在温和得很，不但开大会由群众举出土劣地主的不法行为与侵占他人财产的证据，同时也许地主自己辩护。”以此来肯定“解放区的‘斗争’实在比普通的非解放区的地主老爷下乡讨租所取的手段要‘温和’了千百倍呀”。同时茅盾肯定这是“一部新形式的小说”，是大众化的作品，“《李家庄的变迁》不但是表现解放区生活的一部成功的小说，并且也是‘整风’以后文艺作品所达到的高度水准之例证”。茅盾的这种批评正是对周扬论调的应和。
到1947年，陈荒煤在《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中归纳出了赵树理创作的三个特点：“第一，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政治性是很强的。”“第二，选择了活在群众口头上的语言，创造了生动活泼的、为广大群众所欢迎的民族新形式。”“第三，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高度的革命功利主义和长期埋头苦干、实事求是的精神。”最后他总结说“赵树理同志的创作就是最朴素，最具体的实践了毛主席的文艺方针”。陈荒煤的评论是更加完善了周扬对赵树理的评价，使其更加条理化、理论化。在如此提出“赵树理方向”后，对赵树理小说的评价几乎都是沿着这种论调来进行的，主要肯定的是赵树理小说中的思想意义，大众化或民族风格，以及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实践。
我之所以详细罗列当时这些大批评家对赵树理小说的评论，是想提出郭沫若在当时也写了评论赵树理小说的的文章，但有意思的是他的评论与上文这种用赵树理的小说创作来印证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流行批评大不相同，现在看来显得别出心裁。节录郭沫若的文章《〈板话〉及其他》如下：
费了一天工夫，一口气读了两本书，这在我是好些年辰以来所没有的事。
这两本书恐怕是在上海所不容易见到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