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对认为晚清小说的情节和主题缺乏统一性的普遍看法提出质疑。李欧梵在谈这些晚清小说叙事模式时用了一个词叫“社会史诗”，“有些现代小说包罗万象，比如《尤利西斯》，是19世纪的小说无法容纳的，不能用传统的小说概念来指称”，“晚清小说也是如此，试图用一种叙述模式包罗万象，这种方式就使得晚清小说呈现出多样性”。李欧梵在指出晚清小说的结构模式的意义时，也是暗合了陈平原提到的古典小说对“诗史”传统的承续。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讲，历史悠久的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审美趣味——讲究小说的娱乐性，趣味性，讲究小说故事的布局，恰是中国小说现代转化的另一非常重要的路向，这一路向应与五四开创的重人物内心世界、主观抒情，诗化路向的小说共同构成中国小说的现代发展路向。而赵树理的小说创作正是对这前一路向的探索，虽然赵树理的小说创作在艺术上受到政治功利的影响而有时代的局限性，但他这种创作的出现，让中国小说的发展在另一条道路上与传统小说实现了接续并在发生现代转化。
竹内好认可赵树理的这种写作，认为是“以中世纪文学为媒介，但并未返回到现代之前，只是利用了中世纪从西欧的现代中超脱出来”，“赵树理文学之所以新颖，并非是异教的标新立异，而在于他的文学观本身是新颖的”。
五、赵树理的“农民意识”
在1934年左右，赵树理就立下宏愿要为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写作，不上“文坛”，要上“文摊”，要“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赵树理用他大量的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但赵树理这样的创作被一些批评家认为是“农民作家”的创作，不仅他的作品几乎全是农村题材，以农民为表现对象，同时他的精神气质也是农民的。
赵树理的小说在艺术趣味上是对五四新文学的一种纠偏，但在精神追求上并没有偏离五四现代精神的追求，而是更彻底地坚持了五四文学提倡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价值取向。赵树理由一个普通的农家小伙进入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阅读大量五四新书，组织同学驱逐了贪污腐败的校长姚中用，开始了他现代知识子身份的转变。早年加入国民党、共产党，后又被迫逃亡。在底层社会的飘荡，让他对社会现实有更深刻的认识，感触五四文学与大众的距离，提出“为农民创作”的主张和要上“文摊”的愿望，这强烈地体现了一种现代的知识分子意识。当五四新文人提倡“人的文学”、“平民文学”而实际创作仍是局限在知识青年阅读的小圈子时，赵树理把自己的目光定位于占人口最多的农村大众。无论在艺术趣味上追求农民的审美趣味，还是在创作中关注“问题”，还是对农民“实利”的守护，赵树理用他的创作实践着自己的目标，而且这种实践精神贯穿了赵树理的终身创作。
作为接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赵树理，其艺术路向与精神路向与长期生活在都市生活中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区别根由，应该是赵树理对农民生活的熟悉和赵树理的农民意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接受了外来的启蒙、民主等现代思想，但他们活跃在城市，大众世界对他们仍是陌生的，更遑论农村世界，这不可避免地要出现鲁迅深深感受到的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隔膜，甚至是启蒙者的高蹈。赵树理出生于农村，有十年底层社会飘荡的经历，他能站在农民的立场来感受五四新文化在农村世界的传播情况，他试着要去沟通五四新文化的价值世界和农村价值世界。
如赵树理自己所说“我既是个农民出身而又上过学校的人，自然是既不得不与农民说话，又不得不与知识分子说话。……以后即使向他们（农民）介绍知识分子的话，也要设法把知识分子的话翻译成他们的话是来说……说话如此，写起文章来便也在这方面留神”。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赵树理并不是单纯的把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思想和语言传递给需要启蒙的农民，而是对这种启蒙思想有一种自觉的反思意识，他强调的是农民主体的接受性和以农民为现代化主体的文学实践。在赵树理这儿，“文学现代化的主体或者说‘谁’的现代是一个关键问题”。赵树理认为五四后形成的“文坛”只是一个“狭小的可怜”的“圈子”，“真正喜欢看这些东西的人大部分是学习写这样的东西的人，等到学的人也登上了文坛，他写的东西事实上又只是给另一些新的人看，让他们也学会这一套，爬上文坛去。这只不过是在极少数的人中间转来转去，从文坛来到文坛去罢了。他把这叫做文坛的循环，把这种文学叫做文坛文学。”而他立志要做一个“文摊文学家”，“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
由此，赵树理采用农民喜闻乐见的说书口吻，强调故事娱乐性，讲究小说的布局等，但化进去的是现代知识分子意义，在为大众提供一个舒解精神压力，享受片刻的精神自由艺术世界时，也传播着变革社会现实的启蒙思想，扩大着现代思想的读者面。
赵树理这种以占全国人口最多数的农民为文学现代化主体的意识，在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