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奔近了地面，把松林吹得潮一般的哗哗作响，再加上不断的雷声，奏成了这爆烈不和谐的音乐。大卷的黑云，又遮了红灰色的天空，把大地变做了夜一般的黑暗，时时闪恍。然而不能继续的电光，只送给地面上更多的恐怖，大雨滴夹着冰雹，打在松干上、石崖上，放爆竹似的把这暴烈不和谐的音乐调子更行提高，松枝不时被风折断，发出‘呵呵’、‘呵呵’的音响，免去暴烈的声音的单调。
在这种情形之下，（它）只是箭一般的跑，盲目的跑，向后抿了耳朵，弯了头，弓了脖子振起了鬃，竖起了尾，两条前腿一并往前搭，后蹄一并往上掷，把蹄上带起来的泥土抛得枪弹一般的飞舞。”白马在山谷中狂乱的奔跑，在经历的暴风暴雨的侵袭后，终于最后回到了主人的怀抱，如同迷了路的孤儿遇到了母亲。整篇小说主要是景物的渲染和细微的心理描写。再看1934年《到任的第一天》：“第一眼看到的是村庄，一个很大的村庄，周围是些田，青葱葱的，村里一条流水，微微的风，扬着悠悠的波，在太阳下，泛着流金，蜿蜒的像一条长蛇，流着，流到很远的地方。从前，马上想起，在学校时的一幕，看着书，想着农村生活的美，当时是羡慕着，能生活在农村该多么好，鉴赏自然的图画、欣赏自然的诗意，与坚实而纯朴的农民谈话，同时把自己也打入农民的生活里……”“青葱葱”的田、“微微的风”、“悠悠的波”、“泛着流金”的河等词，描写出一幅知识分子眼光中的田园风光，细腻的心理刻画，清丽的风景描写，外乡人的眼光。这三篇作品中的情境，如果我们联系1928年赵树理被迫离开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四处躲避国民党追捕，后又被抓进“自新院”的经历，可以说正是赵树理当时心境的表现。但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赵树理这三篇小说的写作明显受到五四小说“诗化”倾向的影响，没有曲折的故事，正是一段思绪、一个印象来承载作家的内心情感，景物的渲染，细腻的心理感触，使小说有着浓烈的情感氛围与忧伤的情调。同时，赵树理在此时期，还写了些抒情诗，如1930年作的《山西第四师范同学合影题诗》、《给一个学生的题词》、《耳畔》等，诗中有着对前途无法把握的淡淡忧愁。这些作品中无论是表达的情感，还是艺术的趣味，都是紧随五四新文学的。
到1934年前后，赵树理的文学趣味发生转变。赵树理在1966年写的《回忆历史 认识自己》中也说：“我有意识地使通俗化为革命服务萌芽于一九三四年，其后一直坚持下来。”20世纪30年代初，文坛上正在热烈讨论着文学的“大众化”问题。当时国共合作分裂，社会政局动荡，革命文学及后来的左翼文学要文学更多地承担对大众的启蒙任务，因而有意识地提倡文艺的“大众化”，要对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欧化”的文学倾向及革命文学创作中存在的某些“左”的倾向进行纠偏，缩短文学与群众的距离。
鲁迅作《文艺的大众化》提出：“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瞿秋白在《大众文艺的问题》中指出：“五四之后，从‘文学革命’发展到‘革命文学’，这是前进的斗争。但是，几乎正是革命文学的营垒里面，特别的忽视文学革命的继续和完成。
于是乎造成一种风气，完全不顾口头上的中国言语的习惯，而采用许多古文文法，欧洲的文法，日本的文法，常常乱七八糟的夹杂着许多文言的字眼和句子，写成一种读不出来的所谓白话；即使读得出来，也是听不懂的所谓白话。”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从农村走出来，对五四新文学远离大众的事实有着更贴身体会的赵树理，深深“感到中国当时的‘文坛太高了，群众攀不上去，最好拆下来铺成小摊子。’他立志要把自己的作品先挤进《笑林广记》、《七侠五义》里边去”。郑重宣布“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
1934年赵树理在《山西党讯》连续发表《欧化与大众语》等五篇有关文艺大众化的文章后，开始了大众化创作的实践，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赵树理这时期的作品有《盘龙峪》、《打倒汉奸》等。至此我们可以看到赵树理的作品风格一变前面五四风格而开始大众化通俗化，到1943年《小二黑结婚》和《李家庄的变迁》发表，赵树理已经创作了大量的这种通俗化、大众化的作品。这些作品风格一致，在语言上实现了符合大众阅读口味的口语化，在小说叙事上强调故事性，在结构上讲究“布局”，在讲故事中注意小说的完整性、小说的娱乐性，也就是在审美眼光和表现技巧上努力符合了当时大众的口味。而赵树理小说风格的这种变化正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小说对五四新小说发展路向的一种反拨，这种反拨中所借鉴的资源正是传统小说资源。这种对传统小说资源的借鉴在赵树理小说中是如何体现的呢？
《小二黑结婚》，应是以小二黑和小芹两人为中心，表现青年男女的恋爱故事，但仔细读《小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