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小说”到五四小说，小说叙事由注重“叙述外面的事件起伏”转变成“注重于描写内心的纷争苦恼”，后者牺牲了动作的描写而注意人物心理变化，改变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使五四小说获得了现代转化的一条重要途径。但是五四小说家注重自我、注重情感、注重思想启蒙时，却相对忽略了情节的安排与人物的塑造。于是五四小说不能不是布局比较单调，人物比较单薄，难于表现较为广阔的社会人生，很少能吸引广大的读者，其读者主要是青年学生和新文学圈内的人。广大普通百姓读不懂《狂人日记》，却喜欢读《三侠五义》、《说岳全传》之类章回小说或者弹词、评书。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小说作家对传统叙事模式喜爱程度逐渐高涨起来，而且“《啼笑因缘》、《江湖奇侠传》的广销远不是《呐喊》、《子夜》所能比拟”。我们必须客观承认，从晚清到五四，小说的发展在促成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变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广大民众的审美趣味，而传统的，强调故事性、娱乐性的古典小说趣味和小说艺术形式在三四十年代仍有极其强大的艺术生命力。依据五四小说的现代性标准，三四十年代这些小说既不能承载启蒙意识，又没有借鉴西方的现代小说形式，只能是旧小说，是通俗文学，是不值得新文学作家一瞥的。五四以来的这种现代小说观念，依据的文学观实际是晚清以来就有的“进化论”文艺观，即文艺的发展如同自然科学的发展一样是不断向前的，五四小说借鉴西洋小说就是对此前小说的革命，而三四十年代的强调故事娱乐性倾向的小说就是对此前小说观念的因循守旧。但是如果承认我们在第一节中提到的，中国小说的现代性是多元的，既有共时性的多元，又有历时性的多元，那么三四十年代小说在趋向传统时，也可能开辟出中国小说现代转化的另一条重要途径，而赵树理的小说就是这样的一种实践。
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之前的赵树理小说
在谈赵树理小说是对中国小说传统现代转化的实践之前，我想先把赵树理的小说从毛泽东《讲话》的遮蔽下清理出来，还原出赵树理小说的最初模样。如此做并不是要否定毛泽东《讲话》对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巨大影响，而是想说《讲话》的精神并不能完全涵盖住赵树理小说。只有在此基础上，我的关注点才能完全集中在赵树理小说与中国小说传统现代转化的问题上。
在20世纪40年代，赵树理在全国文坛获得极高声誉，是和解放区的大力宣传分不开的。1943年赵树理发表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是1947年赵树理被定为“解放区方向”性作家时被主要肯定的作品。这两篇小说发表后虽有极大的发行量，在广大农村读者中有极大影响，但在1946年前却不被重视。1946年周扬发表《论赵树理的创作》，把赵树理的创作和毛泽东的《讲话》联系起来，认为赵树理的创作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此后的批评也多沿此路向展开。赵树理1943后的创作也的确是朝着毛泽东《讲话》中提倡的“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发展的。但就此而认为赵树理的小说是毛泽东时代的典范作品而缺乏现代品性，却是忽视了赵树理小说在20世纪文学中的独特性和这种小说所隐含的中国小说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是赵树理的成名作，也是奠定赵树理在现代文学地位的重要作品，但这两篇作品的创作都是在赵树理读到毛泽东的《讲话》之前，这就是说《讲话》发表之前，赵树理的创作并没有受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影响。赵树理初次看到《讲话》时欣喜地说：“我那时显然还没有见过毛主席，可是我觉得毛主席是那么了解我，说出了我心里想要说的话。十几年来，我和爱好文艺的熟人们争论的，但始终没有得到人们同意的问题，在《讲话》中成了提倡的、合法的东西了。”
这一细节说明赵树理的创作风格在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只不过在某些方面契合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讨论赵树理在《讲话》之前的创作，就是想甄别出赵树理本身的文艺观。
我们先看赵树理最早发表的小说《悔》、《白马的故事》（1929年）和《到任的第一天》（1934年）。《悔》描写了一个被学校开除的学生陈锦文，从学校返回家里时的各种心理。小说开头有段景物描写：“狂风呼呼地怒号，路旁的树，挺着强劲的秃枝拼命地挣扎。大蓬团不时地勇往直前的在路上转过，路旁的小溪，两旁结成了青色的坚冰，大半为飞沙所埋没，较近水心些儿，冰片碎玻璃般的插迭起来；一线未死的流水，从中把这堆凌乱的东西划分两面。太阳早已失却了踪迹——但也断不定它是隐在云里，还是隐在尘里。”流露出主人公内心的狂乱、惶惑。主人公不知如何是好，只是麻木地往家走，怕见街人，更不知如何见自己辛劳的父母，小说有很细腻的心理描写，来显出主人公的复杂心理。《白马的故事》更像是一篇寓言体小说。突来的暴风雨让一匹在山坡上自在吃草的白马不知所措：“狂风从高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