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奇效，正好也看看天主福音的种种奇妙！
于是，顺理成章，潘尽孝死里逃生。还真的痛改前非，成了虔诚的教徒，并心照不宣、有实无名的做了汤若望的“义子”，每日侍奉天主、伺候义父，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般。就连皇帝福临数次来这南堂。都对天主的巨大功效赞不绝口，并且对潘尽孝此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也就是这“浓厚的兴趣”，汤若望总是认为终有一日，会给大清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
[1] 天主教把从修士、修生、执事晋升到神父的这一个过程，叫做“晋铎”。神父，在天主教内，也叫做司铎，所以晋铎的意思是：晋升司铎品级 。它相呼应的，还有一个词：“晋牧”。“晋牧”是指从神父晋升为主教的过程或仪式。在天主教中，主教是一个教区的牧者，他有牧杖和权戒，代表着他为天主牧放羊群的职责。所以，晋牧的意思是：晋升牧职（主教）
[2] 耶稣会是成立相对较晚的一个天主教修会。1534年由罗耀拉在巴黎大学创立，1540年经教皇保罗三世批准。该会不再奉行中世纪宗教生活的许多规矩，如必须苦修和斋戒、穿统一制服等，而主张军队式的机动灵活，并知所变通。其组织特色是中央集权，在发最后的誓愿之前需经过多年的考验，并对教皇绝对忠诚。耶稣会会士主要从事传教、教育，并组成传教团，积极宣传反宗教改革，1556年罗耀拉去世后，其势力已遍布全世界。其在事业上的成功和过于拥护教皇使他们在宗教和政治上的敌人更怀敌意。1773在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压力下教皇克雷芒十四世不得不废除该会，但在1814年由教皇庇护七世恢复。此后耶稣会成为最大的男修会。
[3] 笔者弘毅花了一个下午四个小时的时间也没有查阅到顺治十二年耶稣会、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在华教室住院和教堂的原始数据，只能依据康熙三年和康熙四十年的有关数据做一个尽量合乎逻辑的推断。康熙三年（1664年），耶稣会住院前后有38所，耶稣会士前后来华人数达82人，全国的教堂已经有156座，全国天主教徒达245000人之多参阅孙尚扬钟明旦《184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328页。而到了康熙四十年，据徐宗泽著《中国天主教传教士概论》载，中国已有耶稣会教士住院70所，教堂214所。而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相关数字分别是22和24，8和6。可见差距巨大，也足见在中国，与高层当政者搞好关系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诚如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那般一味只懂得走底层路线的做法，是难有大的成就的！看来自古使然！！呜呜……
[4] 方济各会是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一译法兰西斯派，拉丁文名rum,是拉丁语小兄弟会的意思，因其会士着灰色会服，故又称灰衣修士。1209年意大利阿西西城富家子弟方济各(iso javier 1182-1226)得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批准成立该会，1223年教皇洪诺留三世批准其会规。方济各会提倡过清贫生活，衣麻跣足，托钵行乞，会士间互称‘小兄弟‘。他们效忠教皇，反对异端。清代中叶以后在中国辖有众多教区，主要传教于鲁、晋、两湖、陕、甘等地。传教的主要方向为非洲。在拉美教会和解放神学家中也不乏其会士。“奥斯定会”与“加尔默罗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合称天主教四大托钵修会，成立于13世纪，比“新型修会”耶稣会早了将近二百年！
[5] 多明我会（拉丁名rum，又译为道明会），亦称“布道兄弟会”。会士均披黑色斗篷，因此称为“黑衣修士”，以区别于方济各会的“灰衣修士”，加尔默罗会的“白衣修士”。天主教托钵修会的主要派别之一。1631年1月2日或3日，西班牙背景的道明会高奇神父（hi）从西班牙殖民地菲律宾抵达中国福建北部的福安，正式开始对中国传教。
[6] 宗座代牧区（简称代牧区）是天主教会的一种教务管辖机构，设立于尚不足以达到成立教区资格的传教地区。其本质上是临时的，虽然有可能持续一个世纪甚至更久。它的最主要目的是培养足够数量的天主教徒，以能成立一个正式的教区。
[7]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āes，1609年－1677年5月6日），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原名加布里埃尔?德?麦哲伦，为费迪南德?麦哲伦后裔。安文思1640年前往中国传教，长期与利类思合作，初期在成都建立教堂，后为张献忠服务。张献忠败亡后被豪格虏往北京。豪格死后，利类思和安文思被释放，建立了北京东堂。1677年，安文斯病逝于北京，葬于滕公栅栏墓地。在华期间，安文思以善于制造机械而闻名，先后曾为张献忠和清朝政府制造过许多仪器，康熙帝称赞其“营造器具有孚上意，其后管理所造之物无不竭力。”安文思还曾在1668年以葡萄牙文写成《中国的十二特点》一文称颂中国，后以《中国新志》为名刊行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