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教育和舆论对人的品质具有巨大的威力，应该利用这种威力使每个人在心中把自己的幸福与全体的利益建立起稳定的联系，尤其是应该把那些为普遍的幸福而应有的消极和积极的行为实践与人们自己的幸福联系起来。[7]对中国具体国情，党从建立社会主义的大局出发，清除了胡风等“文艺异端”。经过50年代行之有效的思想改造，成功地完成了新旧文艺的交替和人民审美观念的改变。强化对宣传、文艺教育作用的管理，在“推陈出新，百花齐放”这一特有的外松内紧式的方针指导下介入每一部作品的创作。这段特殊时期的非正常管理模式从历史上看，不能简单地予以全盘肯定或否定。
从国家发展的大局和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稳定上讲，“功利主义”式的文艺发展无可厚非。第一，在这些措施下生产的文艺作品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歌颂了新生活的美丽，振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激发了人民群众建设新中国的热情。第二，新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重视态度全面提高了文艺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和物质条件。正如以京剧《锁麟囊》、《响马传》等享誉剧坛的编剧圣手——翁虹老先生所感慨的：“……我后半期的编剧生活，正赶上全国解放。新中国的光辉普照大地，在党的文艺政策的指导下，我受到了党的教育，懂得了以编剧的岗位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重要性，鼓舞我增强了更加旺盛的写作精力，提高了写作水平。”[8]像翁老等一大批从旧中国走过来的老文艺工作者面对新、旧社会的大反差，真诚地热爱党。他们在心甘情愿地接受改造后，又满怀激情地投入了新文艺的创建工作中。新生活改变了他们的世界观、美学观和创作观，翁老从此再也没有写出过像解放前大红大紫的《百战兴唐》、《十二金钱镖》、《十三太保反苏州》等很有票房价值的商业性戏剧。建国后，思想第一、政治第一已深入每一个新老文艺工作者心中，他们用一部部全新的或半新半旧的艺术作品努力配合国家的思想建设，提高了群众的审美水准和艺术鉴赏力，有效增强了全社会的道德意识。新时期特定的艺术作品所体现的艺术趣味不能不影响欣赏者的艺术趣味，这种趣味又反过来影响艺术自身的趣味的特殊性[9]。第三，政府通过立法和行政命令手段禁止了一批文艺作品的流通，其中对色情作品的封禁从今天看仍然是正确的。这项措施虽令部分人失望，但在净化社会风气、提高观众素质和品位上无疑是正确的。可以说，那一时期的文化氛围和环境清新而火热，艺术沉渣绝不像现在这么多、这么滥。
如果立足于单纯文艺的角度来讲，“功利主义”式的文化管理体制使文艺创作者的思维空间受到损害，艺术的独立与自尊受到制约，人为地干扰了新中国文艺正常有序地发展。文艺作品的大主题色彩过于浓重，文艺工作者的艺术创造力受到了局限。解放后的前三十年，中国文艺徘徊在自我束缚的范围中。小说、诗歌除了表面的热闹外，内部开始衰退；曾与世界电影发展趋势同步的中国电影自此很长时间没有接上轨；音乐、戏剧、绘画等艺术虽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总显得有些乏味与沉闷。巴金、丁玲沉默了；沈从文放下笔一头扎进了故宫；钱钟书作起了学问；杨绛干脆一心搞起了西班牙文学；人民艺术家老舍深感路越走越窄；戏剧家曹禺再也没有写过一部厚重的作品……。
想来不少人会为此大为光火，这不是否定新中国的文艺成就吗？不是否定，而是在充分肯定的基础上来历史地、科学地分析这一问题。请大家把目光放得远一点，站得再高一些，历史将会告知你一切。马克思早在19世纪就曾就剧本《济金根》向拉萨尔讲过：“……你最大的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10]
十年动乱后的中国文艺经过一段不算短的恢复、修整期后，又回到了动乱前的步调。这期间，伤痕文学和知青文学的出现似乎带来一些有别于过去的清灵。电影《牧马人》、话剧《桑树坪纪事》等艺术作品深深地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灵。随着国门的开放，中国文艺工作者们第一次看到外面的风景是如此多彩，他们饥饿地吞食着各种思潮、理论和艺术形式。先锋、实验等名词一时成了文艺是否够“艺术”的标准。一番不挑精粗的大餐使文艺界患上了消化不良，最突出的表现是文艺界弥漫着一股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就在这一问题还没有解决之际，市场经济又把文艺界冲了个七零八落。上述种种的不适与被动，关键在于现行的文艺体制已无法适应新形式的要求。长期以来习惯于听命政治的艺术家们既打着寒颤，又一个个睡眼惺忪，表示了更多的倦怠和无奈。他们的悲哀不在于在应对困难而失败，而在于面对困境而不知所措。近几年，文艺体制的冰河虽在消融，但速度很慢。文化、宣传行政部门依旧制定着每年的文艺计划，今年大庆，明年献礼。中国文艺体制的改革还在蜗行。
三、贾府上的焦大不爱林妹妹——“审美冲突”与“功利主义”
如果说80年代的中国青年还有一份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头脑里还有一个个浪漫的乌托邦的话，那么90年代以后的在校大学生则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