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乐曲种类分部。道曲升坐胡部伎，对其他乐部无形中产生一定影响，如《霓裳羽衣曲》、《霓裳羽衣舞》等，便是采用道曲音乐素材创编而成的一种法曲。正说明当时的道情，不仅大唱于寺院庙台，还搬唱于宫廷圣殿和隆重典事活动之中。宋时，随着鼓子词和诸宫调的兴起，道情的发展亦受其影响，逐步演化为一种流布较广的说唱演唱艺术。至南宋时，道情更成为鼓子词的一种。宋人周密《乾淳起居》注云：“后苑小厮儿三十人，打息气唱道情，太上云：此是张抡所撰鼓子词。”似乎今天用渔鼓简板做节拍的道情，很早便被人当做鼓词，它的说唱是离不了小鼓的，它的声腔，早就形成为一种特殊的调门。《武林旧事》除提到撰道情的张抡，同书卷云“诸色伎艺人”条列有“弹唱因缘”一项，其中艺人就有童道等11人。这种需用道士唱的因缘，似乎是一种道教故事题材的说唱，很可能亦是道情。南宋时开始启用渔鼓、简板为其伴奏，更加丰富和完美了道情说唱的艺术形式，也因此而得“渔鼓”别名。元时，道情演唱之风日盛，其曲词也被元杂剧所吸收，一些道门居士和失意文人也因不满现实，常常作歌自咏。到了明清之际，随着僻寺贫道常常以唱道情云游四方化缘谋生，民间艺人也以它为乞食本钱而浪迹天涯，道情便沿着黄河故道畅传于东南西北，名噪一时。这其中，一些文士们为要表现自己的清高、超脱凡俗，也经常拟作些道情，在这中间最著名的要推徐大椿的《洄溪道情》和郑板桥的道情十首。
徐大椿字灵胎，号洄溪，清代吴江人，是著名的医生和作家。他除著过有关医药的书而外，还曾注释过《道德经》及《阴符经》，可见他对于道家思想颇有研究。他的《洄溪道情》自序说：“半为警世之谈，半写游闲之乐。”足见其本旨。但是《洄溪道情》仅仅是文人的拟作，并未广为说唱，而郑板桥的道情却一直为士大夫阶层的知识分子以及市民阶层所热爱，广为流传，艺人们更是传唱至今。郑板桥擅长文学，他的道情由于音调铿锵，读起来极为悦耳，而唱起来尤其余韵悠然，真有一唱三叹之感。因此说，它的艺术性是很高的，所以才流传至今。此外清人顾思张的《士风录》、李振声的《百戏竹枝词》等著作中，亦收录了不少文人所作的道情，足见其影响之大，流布之广。
道情的内容多以离情绝俗为主，最为著名的如“湘子席叔”故事。唐代文豪韩愈，因为反对佛教，谏迎佛骨而被贬，他在放逐的长途跋涉中，赋诗有“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名句（见韩诗《左迁蓝前示侄孙湘》）。这件事几经民间辗转流传，竟衍化为韩湘子度韩愈成仙的奇谈，从而亦形成了系列庞大的“韩门道情”，如《韩文公诉子》、《送子娘娘送子》、《撒金桥》、《韩文公训子》、《跳墙出家》、《高老庄》、《经堂会》、《卖道袍》、《林英降香》、《吊打媒婆》、《算粮》、《韩湘子度林英》等。早期的道情唱本，亦多与韩湘子、汉钟离、张果老、吕洞宾、铁拐李、何仙姑、蓝采和、曹国舅等八大神仙的离情得道、警世劝人、惩恶扬善等道教故事有关，说明道情与道教之关系还十分密切。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道情一方面受教子词、诸宫调的影响，另一方面也随道教的衰落而逐步淡化宗教色彩，其内容更加世俗化。到明清之际，由于受演义、艳情小说和戏曲剧本的影响，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生活趣闻之类，亦都进入道情之中而大加演唱。如神话传说类的唱本有《西游记》、《反天宫》等，历史故事类的唱本有《木兰从军》、《关公显圣》、《昭君出塞》、《昭君和番》等，生活趣闻类的有《母女顶嘴》、《王婆骂鸡》、《两亲家打架》、《怕老婆顶灯》、《渔樵问答》等，都是道情作为民间说唱艺术演唱而家喻户晓的。
进入20世纪三四十年代，道情受到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冲击，其所表现的内容也随之而有所改变，尤其在陕甘宁边区，革命的新文艺工作者充分利用陕北道情、陇东道情的传统曲调与形式，创编了大量宣传抗日救国、号召生产自救以及提倡婚姻自主等进步内容的作品，丰富了道情的传唱内容。
在流布情形上，王正强在《陇剧音乐研究》一书中说：“道情说唱由于土语乡音，引发了曲调上的变异，形成不同地方特色而自成体系，日复一日，久而久之，反倒成为当地特有的地方道情说唱曲种了。即令是在同一省（区）甚至同一地区，也因乡土语音的差异和演唱风格的不同，形成诸多分支和派系，取名上也因地而异，或直呼为‘道情’，或则呼为‘渔鼓’、‘竹琴’等，各有取意，不一而论，总之，皆属同源异流的道情说唱曲艺而已。如甘肃的陇东道情、陇西道情、平凉道情、甘谷道情、凉州贤孝等；陕西的陕北道情、关中道情、安康道情、商洛道情等；青海的西宁道情；宁夏的宁夏道情；河南的河南道情；江西的江西道情、波阳道情、湖口渔鼓、南昌道情、宁都道情、于都古文、吉安道情等。”
在道情阑人民间说唱曲艺之时，正逢元杂剧渐渐兴盛之期，这种新兴戏剧文化的问世，对道情也产生了一定的诱惑力，同时，道情自身的叙事特征也容易与戏曲相吻合，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