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戏的受欢迎，不仅在其外在形式，尤在于其表演内容。关于影戏表演的具体内容，宋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与吴自牧《梦梁录》卷二十均有记载：“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参半。”
这句话极易引起后人纷争——是影戏话本与讲史书者话本均为表演历史故事呢？还是指影戏话本仅像讲史艺人话本一样三分史实、七分虚构，“真假参半”？吴晓铃先生在《杂论影戏》一文中说：“我总疑心，影戏‘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之语，是指的内容之‘大抵真假参半’，而不是与讲史书的话本同为‘讲演叙述前朝故事’。”
依据有限的史实记载，我们发现吴先生的意见大可商榷。因为下面引述的两条记载均是有关影戏表演历史故事的：
“宋朝仁宗时，市人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高承《事物纪原》）
“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道子，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某，辄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一日弄者日：云长猛将，今斩之，其鬼或能祟，既斩而祭之。此子闻甚喜。弄者乃求酒肉之费。此子出银器数十。至日斩罢，大陈饮食如祭者，群无赖聚享之，请遂散此器，此子不敢逆，于是共分焉。旧闻此事不信，近见事有类其事，聊记之以发异日之笑。”（张耒《续明道杂志》）
因此可以认为，宋人所谓影戏话本“真假参半”，是指影戏表演的丰富内容均“多虚少实，如巨灵神朱姬大仙等也”（《梦梁录》）。其表演内容是丰富的，但历史故事则是其最为重要的表演内容。叶德均先生甚至认为：“现代影词大部分是以讲史为题材，便是沿袭宋人之旧。”（《歌谣》第三卷第一期）
由于宋人在提到影戏时均日“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于是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影戏究竟是叙述体还是代言体。宋代的讲史是叙述体，已有定论。那么影戏话本是叙述体还是代言体呢？孙楷第先生认为影戏“其事既多与元杂剧相合则与戏文亦必有许多相似之处”（《近世戏曲的演唱形式出自傀儡戏影戏考》）。吴晓铃先生认为“影戏着重在表演，其文辞是代言体”（《关于影戏与宝卷及滦州影戏的名称》）。但均未举及宋金影戏的实例。叶德均先生《宋元明讲唱文学》一书提到影戏时日：“影戏唱词是用六言或七言的诗赞词：《张协状元》南戏中有保存影戏原来句式‘大影戏’的牌子，就是用六七言的诗赞。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说中兴碑诗为“弄影戏”语，是兼指措辞的七言句式。”
据有关资料推断，宋时影戏可能多谓“代言体”，且影戏说唱语言是通俗易懂、接近口语的。我们说宋时影戏多为“代言体”，就是说，我们不排除宋时影戏亦有“叙述体”。此亦由与之最接近的傀儡戏演出情况推断。宋代傀儡戏“敷演烟粉、灵怪、铁骑、公案、史书历代君臣将相故事话本。或讲史，或作杂剧，或如崖词”（《梦梁录·百戏伎艺》）。这里介绍了傀儡戏的表演形式：叙述体——“或讲史”；代言体——“或作杂剧”；以唱为主的，“或如崖词”。宋代的影戏深受傀儡戏的影响，那么在演出形式上叙述与代言体并存是极为可能的。
以上我们所讲均为宋代影戏的情况，金人统治区影戏的情况如何呢？我们认为大致情况与宋代差不多，其根据在于，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五日，“金人来索御前祗侯，方脉医人，教坊乐人，内侍官四十五人。”又要“杂剧、说经、弄影戏、小说嘌唱、弄傀儡、打筋斗、弹琵琶、吹笙等艺人一百五十余家，令开封府押至军前”（《三朝北盟会编》）。《靖康要录》卷十六亦载：“金人索取……影戏、傀儡、小唱等，并其家属什物。”由此可知，金人是极喜欢影戏表演的，这一伎艺是被保存流传下来的。另外，宋室南渡之后，北方地区一定留有为数不少的弄影戏艺人，还有喜欢观看影戏的众多观众，据以推之，在金人统治区，即便影戏无大发展，也断不至于绝迹的，但由于资料方面的原因，只有暂付阙如了。
道情者，“有道之情”也。谢灵运《述祖德》有诗云：“拯溺由道情，龛暴资神理。”当知道情本是道士所唱的宣传、歌颂道教或道家思想的乐曲。它别名“道歌”、“道曲”、“竹琴”等，其起源甚早。传说汉相张良，当秦灭韩之后，为谋扶复韩邦大业，曾假扮道家方士云游四方，以唱道情之名，行访贤士之实。此为传说，还并不能完全说明道情汉已有之，只可作为汉时已有道情滥觞之端倪。唐代时，据《唐会要》所载，已有《九真》、《承天》等道曲的篇目，唐玄宗时，曾将道曲置于宫廷音乐，作为道教大典或与道教有关的专用法曲。玄宗还诏令道士司马承祯制作《玄真道曲》，工部侍郎贺知章制作《紫清上圣道曲》，太常卿韦绦还为太清官落成制作了《景云》、《紫极》等道曲。不仅如此，玄宗还诏喻道曲入胡部伎，并与胡部新声合作。《新唐书·礼乐志》载：“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升胡部于坐堂上……后又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足见当时乐伎不仅按坐、立部伎分部，道曲、法曲亦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