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
新中国成立初期，甘肃省文化主管部门省文化局遵照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和文化部全国戏曲工作会议精神，于1952年，派出专家前往庆阳地区搜集和挖掘陇东道情民间皮影小戏的唱腔音乐和传统剧本，并将其很快整理出版。与此同时，又组织道情艺人出席第一届民族民间音乐舞蹈观摩演出和西北五省（区）首届戏曲会演。道情唱腔音乐的优美动听及其独特的戏剧表现形式，不仅引起广大观众的强烈兴趣，还激发了戏曲音乐工作者的极大热情，他们纷纷投入到研究、改革和创新发展行列，由此一个学唱道情、整理改编传统道情的热潮迅即在全省展开。这次热潮中，甘肃省秦剧团首当其冲，率先改编了道情折子戏《吵宫》、《斩秦英》，创作了现代戏《六姑娘》、《最后的钟声》等。继而庆阳秦剧团新编道情现代戏《刘巧儿新传》、《新媳妇不见了》等，将其搬上大戏舞台，产生了强烈的轰动效应，从而促使道情从“五尺亮子”皮影天地，一跃跨入大戏舞台，并以真人唱情唱事，这无疑为后来陇剧艺术的形成架设了一座顺利登台的阶梯。道情所显露的独特艺术魅力，很快引起省上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将其纳入艺术生产的正式行列。1959年初，省上决定在甘肃省戏曲剧院设立道情剧团，又从全省调集戏剧家和音乐家，一方面对民间传统道情板式唱腔继续深入搜集整理，一方面集中精兵强将大抓剧本创作。在极短的时间内，首部由我省剧作家改编创作的大型古典道情戏《枫洛池》搬上了舞台，并将其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剧目晋京演出。《枫洛池》在首都舞台一举成功，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肯定，以及专家、观众的承认赞许。它载誉荣归不久，中共甘肃省委于1959年底正式将舞台演出《枫洛池》的陇东道情命名为“陇剧”将“道情剧团”命名为“甘肃省陇剧团”，从此，陇剧这一新生剧种便正式诞生。
陇剧团成立以后，遵照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除坚持在本省农村、工矿和城市演出外，曾先后赴北京、上海、陕西、河南、江苏、浙江等地区进行了巡回演出，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和赞扬，并对进一步发展、提高陇剧艺术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为了进一步学习和挖掘遗产，并向陇剧发源地的人民汇报剧团的工作，让其给予批评鉴定，使其健康地成长，剧团曾指派专业人员及全团同志，多次到陇东地区的环县、曲子一带进行学习和演出。
尽管陇剧是从陇东道情裂变的产物，但却不是传统道情的原样照搬，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以这样说，当大型古典戏《枫洛池》编排上演之时，便是传统道情音乐改革发展并产生质的飞跃之日。
一、音乐方面
“道情”音乐虽属徵调式，却有“花音”和“伤音”之分。“花音”表现欢快的感情，“伤音”表现悲伤的感情。
花音类有：弹板、大开板、新板、弹板耍孩簧、飞板耍孩簧、菩萨祭子等。
伤音类有：弹板、飞板、还阳板、新板、滚白、弹板莲花落、飞板莲花落等。
1958年陇东道情搬上舞台，特别是1959年通过《枫洛池》的排演，发现原有的道情音乐有不足之处，创作人员据此作了相应的改革与发展工作。
唱腔方面，在原陇东道情音乐的基础上，以固有曲调，借鉴其他剧种的形式，逐步试创了许多新的板路：有一板三眼抒情、歌唱性较强的慢板；有表达剧种人物的激昂情绪，在唱腔上给予有力烘托的紧板；有把“道情”中的“喝音子”由一句扩充到多句的散板；有曲调性较强的“大滚白”及叙述性的二六。另外还创建了道情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板多眼的唱腔。除板路的试创外，也试创了一些辅助唱腔形式，如花音采音、花音叫板、截板、拉腔等。同时为了烘托戏剧气氛，利用其音乐素材和当地的民歌，编创了一些新的留谱、过门、幕间曲、合唱等，在帮腔曲调（簧）的运用上，为了突出其特点，还发展了多种多样的帮腔形式，分男帮男、女帮女以及混合帮腔。为了配合演员的舞蹈动作，对原有刻板的过门形式也作了旋律上的变化及剪裁。在乐队的编制上进行了扩充，新添了琵琶、二胡、洋琴、笙等，加强和丰富了乐队的表现力。随着唱腔的改革，还运用了乐器伴奏。打击乐方面，改制了大锣、小锣、渔鼓等，使其音色谐调，并揉合了京、秦剧及固有的打击乐点，形成了陇剧的锣鼓经。
二、剧目方面
陇东道情的流传大约有160余年的历史，经过历代艺人的实践和创造，积累并保存了100多本左右的传统剧目。但经翻阅，发现其有三多，即：神多、鬼多、梦多。更由于地域的接近，其大部分剧目又与秦腔的传统剧目一脉相承，同流而异派，只不过由于演出形式的不同，艺人略加了一些变化而已。加之它的连台本戏多，每个戏的情节复杂，有些剧本情节之复杂，使人叙述起来也感到不大容易。而且由于皮影人物在演出上操纵自如、活动灵便，故擅长腾云驾雾、飞升变化之奇幻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