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去的骑手》是一部西部英雄的史诗，作品为我们塑造了原始野性的文化人格。这篇为作家赢得广泛赞誉的作品，描写了西北回族传奇人物马仲英和新疆军阀盛世才之间的相互斗争的故事。血性的张扬，生命力的勃发，渗透在这部作品的字里行间。作者并没有刻画硝烟四起的战场，而是将马仲英与盛世才作对比，让读者在这部“野史化”的小说里，看到分别成长在两种不同文化氛围中的英雄性格，一个痴绝狂异，简单快意；一个阴险豪迈，复杂多疑。以马仲英和盛世才这两个历史人物为主角，在单纯的“骑手”和阴险的政客的性格对撞中，完成了作者对西部血性男儿生命的礼赞。
作品中，在马仲英身上，更多男儿血性，他是西北地域文化所孕育出的一个少年英雄。
马仲英拥有了一个骑士所有的光荣，他坦坦荡荡做人，坦率真挚的用情，痛快淋漓地活着。
他如旷野飙风般自由，与冯玉祥打，与苏联人打，与盛世才打。他是一位充满着热血野性和反叛精神的西部骑手，有着原始的蛮勇和大漠骑士的剽悍。马仲英率领他的马队在瀚海纵横驰骋，迅疾如风，飘忽不定，穿越“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如同儿戏，那阵阵壮怀激烈的蹄声，成为现代史上古典英雄神话的绝响。他漠视死亡，在他看来死亡也是生命的一部分，马仲英落尘乱世，漂无定所，但他个性张扬，天真率直，相信自我，崇尚武力，坚持极端民族主义，成于斯亦毁于斯。这样一个孩童式的人物，是纯洁的自然的造物，他遵循自己的原则行事，不作过多的思考，虽最终因此而导致战斗失败，却让读者更为震撼，他的勇武和剽悍以及对正义对友情的理解却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很特别的感受。红河曾经说过：“我不信宗教，但我喜欢‘清真’二字，即清洁又本真。”马仲英身上正熔铸了穆斯林民族豪放血性而简单的思维方式，他们率直而不善于心计。马仲英身上体现出的是一种带有原始感的植根于大漠荒原的生命野性，其雄阔强悍与中亚大漠草原融为一体的坦荡与豪迈才愈发闪现出耀目的光彩。
出生于东北并东渡日本进军校学习的盛世才，与马仲英相比，盛世才可没那么单纯，他则是一个阴险豪迈，复杂多疑的人。他从日本回国后，不满于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当一个国防参谋而远走新疆，在新疆成为权倾一时的军阀。盛世才在新疆灵活地周旋于强敌苏联以及延安和重庆中央政府之间，他懂得在进退之间明哲保身，保持了“新疆王”的地位，成为新疆的独裁者。他精于谋略，在一次次的血腥谋杀中，维护着自己罪恶的统治权。他由一个热血青年蜕变成了一个狡诈的政客和残忍的独裁者，这与不懂政治导致失败的马仲英相比，更衬托出没有成熟而腐朽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政客文化的污染与锈蚀，马仲英显得更加自然而透明，具有一种自由之美，精犷豪放之美，神奇之美。
三、不同的归途
巴别尔和红柯都为我们歌唱人性，而两位向我们揭示的背后的寓意却是不同的。
在《骑兵军》中，巴别尔很少花笔墨渲染战争的激烈，士兵的英勇，而是重点写战争对人的精神世界，给人的生活带来的伤害和破坏，与以往的战争题材不同，巴别尔站在人的角度，从人性的立场审视战争。
巴别尔在《基大利》篇中，通过“我”与一个小店铺犹太人老板基大利的对话，进一步表明了他对战争、革命的思考。基大利说：“可波兰人也开枪，我的好老爷，因为它是反革命。你们开枪，因为你们是革命。然而革命是要叫天下人快活。既然要叫天下人快活，就不该让人家里有孤儿寡母。好人是办好事的。革命应该是好人办的好事。然而好人是不杀人的。可见闹革命的是恶人。波兰人也是恶人。谁又能告诉基大利，革命和反革命的区别何在？”輥这段话虽由基大利说出，但这也是作者的疑惑“革命和反革命的区别何在”，在从一个旁观者到当事人，他从多侧面的描写，揭示着人物复杂而矛盾的人性状态，他不仅在审视战争，也在审视着自己的良知。“我们，有学问的人，都仆倒在地，高呼：我们在遭难呀，让我们过上好日子的革命在哪里？”在《拉比》中，作者借基大利之口，说出了他对战争环境下的人的总体认识，他说：
“……人皆有一死，永生的只有母亲。母亲一旦故世，会把对她的回忆留于世间,谁也不会亵渎这种回忆。对母亲的追念把同情灌输给我们，一如浩瀚的大海把水灌输给分割世界的河川……”在这里，母爱被赋予更深层次的意义，作者用它来打量战争，审视人性，相对于母爱的永恒，战争革命是短暂的，正如《马背日记》中写到：“该诅咒的当兵生涯，该诅咒的战争，把受尽折磨，变得野蛮，暂时还健康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也如《骑兵军·夜》中：
“革命的弧线把满脑子偏见的哥萨克自由选民抛到了第一线，然而党中央因势利导，用钢铁的梳子将他们梳理。”作者诅咒战争，是战争造成了人性的扭曲。
《骑兵军》显然是俄罗斯文学传统深入而新颖的延续，作者在思考战争时，始终有一种“悲悯”的眼光。在战争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