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无法无天，胡作非为——抢劫民宅，捣毁教堂，折磨逃兵，滥杀俘虏，把女人当成泄欲的工具，但个个浑身是胆，永不服输，视死如归，一诺千金，对战马有深情，对战友有大爱。在血腥的战场上，一个犹太人和一群哥萨克并肩战斗——一面是文明，一面是野蛮；一方是诗人，一方是屠夫。它赋予了巴别尔小说全部的内在活力。
巴别尔在作品中提到了排犹，如《小城别烈斯捷奇科》就写到了，“在我窗前，有几名哥萨克正以间谍罪名处死一名白发苍苍的犹太老人。那老人突然尖叫一声，挣脱了开来。说时迟，那时快，机枪队的一名卷发的小伙子揪过老人的脑袋，夹在胳肢窝里。犹太老人不在吱声，两条腿劈了开来。卷毛用右手抽出匕首，轻手轻脚地杀死了老头，不让血溅出来”。杀人对哥萨克来说，是家常便饭，作者作为一个旁观者将这一事实记录了下来，引起人对战争，人性的思考。在《泅渡兹勃鲁契河》里，作者只是波兰犹太人悲剧的“忠实”记录者，是那个犹太女人哭诉中，才完整再现了一个村庄的历史，她向“我”讲述了波兰人杀她爹的情景：
“波兰人砍他脑袋的时候，他求他们说：‘把我拉到后门杀掉，别让我女儿看到我活活死去。’可他们才不管哩，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他是在这间屋里断气的，临死还念着我。”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以往历史文献上战争的壮观，留给我们的是暴力和残忍。
有时候，哥萨克竟成了浪漫的幻想者。在部队沿着堆满尸体和伤员的大路撤退之后，一个名叫西多罗夫的指挥官在一间即将倒塌的小茅屋里休息。空气中充满令人作呕的尸臭。但是他还是借着闪烁的烛光，写信回忆起意大利、古罗马的圆形演技场、古罗马的朱比特神殿，以及芬芳的意大利的坎帕格纳大平原。（《意大利的太阳》）一个名叫萨什卡的年轻的梅毒患者会向他沮丧的战友们唱起歌来，歌颂他的家乡，星星在草原上空闪闪发光。他还看到他母亲的那只“悲惨的手”。（《歌谣》）还有失去了一只眼睛的加尔金，他在前线一家军报当编辑，他憧憬美好的未来。在那儿，所有现在这种种恐怖都将被忘却，仿佛从未发生过一样。（《夜》）
身为犹太人的巴别尔，在同哥萨克们的交往中，不仅完整地看到这一独特的族群，同时，也使他在精神层面上更深入地思考人性的复杂。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巴别尔描述更多的是战争的残酷，他关注最多的是战争背后的人性，人的内心，人的灵魂。可以说，巴别尔所有描写战争的故事都是恐怖的，是梦魇般的。他在描写粗鲁的同时，又描写温柔；在描写凶狠残忍的同时，又描写高尚的理想；在描写放荡和亵渎之后，紧接着就是英雄的牺牲。这不仅是巴别尔的风格和艺术特点，我们从这些背后看到更多的是人性的复杂，以致我在《战斗之后》发出“我已精疲力竭，在坟墓的桂冠的重压下，伛偻着腰向前行去，央求着命运赐予我简单的本领——杀人的本领”的呐喊，在腥风血雨的征途中，巴别尔为犹太人的命运悲伤，但却向往成为他们的天敌——哥萨克，对屠夫们既充满恐惧，又暗自崇拜的巴别尔，在其作品中同样也为我们塑造了人性的复杂。
二、红柯：自然的人性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一位同巴别尔一样歌颂人性的作家，那就是红柯。他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关中子弟，然而却把十年的青春时光留在了新疆天山脚下，特别是伊斯兰文化影响下的文化社区。正如他在《西去的骑手》附录有一篇“访谈录”中说道：“我当时想写西北地区很血性的东西。明清以后，西北人向往汉唐雄风，而回民做得好。他们人少，但有一种壮烈的东西。我们这个民族近代以后几乎是退化了。我想把那种血性又恢复起来。……我在马仲英身上就是要写那种原始的、本身的东西。对生命瞬间辉煌的渴望。对死的平淡看待和对生的极端重视。新疆有中原文化没有的刚烈，有从古到今的知识分子文化漠视的东西。”这里，所谓的“血性”，即是作者赞美性格的原始强力，追求人性的自然生长。
“以游牧生活为主的阿拉伯民族，他们世世代代依水而居，常常为了争夺水源、牧场而进行血腥仇杀，他们将剽悍、武力视为生存的保证，在其深层文化心态上，呈现一种勇敢和冒险精神。”他们正直、坦率、诚实、守信、不义之财不取，不义之行不为。为维护正义、主持公道，穆斯林是挺身以赴，不避艰险的。在红柯看来，伊斯兰文化所散发出的剽悍和野性之力正是对一种生命本真状态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