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对双方的残暴行为。从道德的角度提出了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问题;通过侧重于描写革命队伍内部的过火行为和极左错误，从政策和策略的角度提出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意义的问题;通过侧重于描写处于摇摆状态的中间群众的悲剧命运，从政治的角度提出了如何分清敌我，引导群众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还有研究者从多重话语角度对《静静的顿河》进行研究，认为作品本身存在着多重话语“:真理”话语、“人性”话语、“乡土”话语。他们影响到小说的人物分类、叙事方式等。这些话语常常相互置换,构成一种“对话”关系。而每一种话语都与某种文化精神、文学传统相联系。认为《静静的顿河》是对话性文本,各种声音杂然并存,这使小说获得了丰富的意义。其他的研究角度还有语言的特色研究、草原情节研究、人性话语、悲剧意味等。
对玛拉沁夫及《茫茫的草原》的研究，主要分为对玛拉沁夫在我国文学史和少数民族文学史贡献角度的研究以及对作品不同视角的分析和研究。李鸿然是这样肯定玛拉沁夫的贡献的：“他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开拓者和先行者；他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主将和领路人。他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领域的创作成就、理论建树、组织业绩，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五十余年的历史同在。”“他的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不仅“登上了当时的蒙古族长篇创作的巅峰”，而且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提供了与汉族文学不同的文学范型。这部长篇小说曾获茅盾文学奖提名，但因作者当时是主持该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工作。应作家本人要求，作品退出评奖，所以它与茅盾文学奖失之交臂，让人有遗珠之憾”。
对《茫茫的草原》作品研究，有研究者批判了认为《茫茫的草原》存在美化蒙古族封建上层分子这一个“严重问题”，这一观点，并通过分析贡格尔扎冷、达木汀安奔、齐木德和瓦其尔巴彦等人物形象，得出结论：“《茫茫的草原》（上部）真实而细致地描写了解放战争时期蒙古族封建上层分子内部分化的复杂情况，反映了党正确地区别敌人和朋友，区别主要敌人和非主要敌人，区别主要同盟者和非主要同盟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和打击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以及一小撮民族反动上层分子的统一战线政策。这样的描写，绝不是‘缺乏鲜明的阶级观点’，而正是体现了我党完整的阶级路线，绝不是‘缺乏阶级斗争的气氛’，而正是充满了尖锐、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气氛。这样的描写，不但真实地再现了民主革命时期党在民族地区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的生动图画，而且对于我们今天贯彻执行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有着重要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有研究者从女性角度研究了笃日玛这一人物形象，认为：“这一人物形象在小说中很特别,她不仅是作者塑造的一个旧社会蒙古社会底层的受侮辱和被损害的女性形象,也是一条贯穿作品始终的重要线索,对整部作品情节的推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玛拉沁夫在这个小人物身上寄托了自己对草原人民深深的热爱和同情,同时又把它融入民族的历史巨变和社会变革之中,展现了这个有着深刻悲剧命运的小人物在时代潮流中的清醒和新生,从而使这一女性形象具有很深刻的审美价值和认知价值”。也有研究者将作者玛拉沁夫和其作品《茫茫的草原》联系到一起研究，认为：“当我们的身心浸润在《茫茫的草原》那充满着生命光色的浓烈氛围时，就无法不感受到一个同民族命运共振的灵魂的澎湃激情，感受到作家骨子里的东西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心态、情感及外化到文学中的准则。……强劲的社会风暴与作品展示的纯净优美的草原风貌就构成了玛拉沁夫作品中浓郁而鲜明的民族情调和地方特色，形成了蒙古族文学大草原的风味。那是一个荡漾着马蹄嗒嗒和浓浓奶香的诱人世界，那是玛拉沁夫深扎在草原与天庭之间，用极浓极强烈的自我感情色彩和真实的血肉浇铸的恢弘激荡、深沉悠远、蓬勃有力的大草原风格。”而将《静静的顿河》和《茫茫的草原》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国内外很少，目前见到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两者创作规律、写作特点、人性刻画等创作基调的比较研究，以及文学影响规律的研究。例如：王玉敏的《草原情怀人的魅力——〈静静的顿河〉与〈茫茫的草原〉之比较》，她认为：这两部由不同时代，不同国籍的作家创作的作品，却体现了一种惊人相似的创作基调：草原情怀的抒发和人的魅力的开掘，研究者将《静静的顿河》《茫茫的草原》关于描写草原美丽景色的章节进行了对比，将葛利高里与铁木尔的经历、性格，爱情生活做了大段的比较，认为在《静静的顿河》和《茫茫的草原》中，两位作家似乎不动声色地展示着人物的命运和历史的进程。可是，在这样一些富有象征意义的画面中，他们却有意无意地表明了自己对的爱憎，对生活的态度和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并进一步认为《静静的顿河》
与《茫茫的草原》的深度，不只是在草原的景物描写上做足了文章，更在于写够了草原上的人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