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法律不需女儿想法子让病得快死的父亲少受些烦恼吗？难道法律不许老婆搭救丈夫的性命吗？我不大懂法律，可是我想法律上总该有那样的跳舞允许做这些事。”輥“牧师告诉过我，宗教是这个，宗教是那个。等我离开这儿一个人过日子的时候我要把宗教问题仔细想一想。”“我只知道我的想法跟你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我也听说，国家的法律跟我心里想的不一样，可是我不信那些法律是正确的。父亲病得快死了，法律不许女儿给他省烦恼。丈夫病得快死了，法律不许老婆想法子救他的性命！我不信世界上有这种不讲理的法律。”“我真不了解。现在我要去学习。我一定要弄清楚，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这是娜拉对社会制度的质疑，“这时她想弄清楚，社会法律究竟是这么回事，他在这些法律的范围内，究竟能尽妻子和母亲的职责到什么程度”。正因为如此，女权运动领袖蔡特金充分肯定了“易卜生揭发批判社会上的虚伪道德的积极性，剧作家虽然‘提出问题，而不作答’，但他所提出的问题却能不断地骚扰资产阶级世界，不断地激励人们探索妇女解放、乃至全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
三、《太太万岁》中张爱玲的女性意识
而张爱玲的女性却是带着中国式的或者自己的投射。张爱玲是一个积极追求女性自我的作家，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知识女性充斥着娜拉式的决绝。张爱玲也是一个反抗父权统治的娜拉，有所不同的是，张爱玲出走到母亲住处却要看母亲的脸色。张爱玲的这段娜拉式的经历使其加深了对女性生存的认识，张爱玲在散文《走，到楼上去》的散文中这样说。
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中说：“我不喜欢男性化的女人”，张爱玲剧本中的女性是不同于革命年代男性化的女性的，张爱玲为我们塑造了更多女性化的角色，其剧本也更多女性主义的立场。因此，其剧本中的女性主义意识掩藏在表面的轻松喜剧和微弱结局中。
《太太万岁》中的陈思珍，虽然为了追求整个家庭的幸福，其所作所为似乎是失败了，但是她掌握着整个家庭中的男性，包括丈夫、自己的父亲和弟弟，是这个家庭的脊梁骨。在这个家庭里，所有的男性都是软弱的：丈夫是一个好高骛远眼高手低的人，父亲是一个贪财好色见钱眼开的势利之徒，弟弟是一个刚成年还没有太多处世技巧“油头滑脑”需要她去指点的年轻人。不止如此，《太太万岁》中施咪咪的丈夫也要凭着妻子来养活自己，所以，“《太太万岁》中的男性（思珍的丈夫、父亲、弟弟、丈夫的同事、咪咪的小白脸丈夫）都充分说明了男性社会自私的道德言行”。因此，她是这个家庭得以存亡的中心人物，家里人需要她“处世的技巧”，运用“手腕、心机”来维持这个家庭的完整。《太太万岁》中的另一个女人施咪咪，是一个不断引诱男性堕落的女性，是一个借以投射男性软弱和自私的镜像。由是，如果我们“深究内里”，张爱玲在《太太万岁》中塑造的这两个“在新旧交替、华洋杂处的社会里”的一正一反具有“独立性、支配性强的女性”，“正反映了父权社会的没落”。其“深层意识确是对中国男性社会极严厉的批评。……诚如高全之在《张爱玲的女性本位》一书中认定，张氏小说最大关切是‘在急遽变动的以男性为中心的中国社会里，中国女性的地位与自处之道’”。
因此，虽然陈思珍要离婚但未离婚，一方面是通俗剧大团圆结局的需要，是张爱玲笔下一个“不彻底”的人物。“她运用那些手腕，心机，是否是必需的——她这种做人的态度，是否无可疵议呢？这当然还是个问题，在《太太万岁》里，我并没有把陈思珍这个人加以肯定或袒护之意，我只是提出有过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了”；另一方面，是一个家庭主妇对于丈夫的小小的惩罚和警告，借用老子“以柔克刚”的思想欲擒故纵，以更好驾驭自己的丈夫，牢固自己的地位。这是一个多少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表露。“《太太万岁》中的陈思珍与《金锁记》
中的曹七巧、《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等人一样，她们的‘自主’意识的表现尽管大相径庭，各异其趣，但都可看作‘女权、母权’的一种象征、一种观照，究其实质，堪称殊途同归”。
张爱玲的其他剧本也都渗透着这样的女性主义的认识。《情场如战场》中的妹从容周旋在几个男人之间，让男人间充满着嫉妒、矛盾和敌意。她的表哥内心是真正喜欢表妹的，但是因为“谁要是给你爱上了可就倒霉了”，害怕真心付出换回的只不过是一场虚无和“耍”而逃避，最终他“知己不及脱逃”，因为“芳伏在前座靠背上，笑着搂住他的脖子”，可见妹妹对男性世界的掌控。《六月新娘》中的新娘新婚前不知道嫁给谁，经过和几个男人的交往，最终选择了自己的如意郎君，新娘具有很大的自主性。就连她的第一部反映一个未婚家庭教师爱上一个有家之夫的剧本《不了情》也带着一个“女性主义尾声”：“她没有同意跟她所爱的男人回家，去当他的小妾……虞家茵还是决定离开他，到另一个城市去谋新职。”輦表面上，张爱玲的剧本中的女权意识似乎是“用自己独有的比较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