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尔雅的方式转换出来：“当我给他写信时我愿我的信是诙谐的，平庸的，无动于忠的。我情不自禁地，在信中写上了我的爱。”热奈以同性恋者的身份和经历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真实的同性之爱的世界，把他们内心所压抑的爱欲通过欲望对象之间的实际行动无条件地转换出来，难怪他会在《小偷日记》中宣称：“背叛、盗窃、同性恋是这部书的基本主题。”二
西方与同性恋有关的一个领域是友谊，福柯在回答《先驱者》报的采访时说：“自古以来，友谊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关系方式，友谊同时也具有强烈情感的关系。我认为正是在16世纪和17世纪，这种友谊消失了，至少男人社会如此……我的一种假设是同性恋。
同性恋之所以成为社会问题是因为友谊消失了。然而一旦友谊这一在文化上被接受的关系消失，问题就会产生：‘男人们在一起搞些什么？’我敢肯定作为社会关系的友谊的消失和作为社会——政治——医学问题的同性恋的诞生是同一过程。”不难看出人与人之间的这条关系纽带——友谊已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消失殆尽，正是友谊的消失使得人们无法确定与他人的关系，无法与其他组织相联系，身陷囹圄的人搞不清楚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状况，最终以同性恋的样式出现。从热奈的身上能够很明显地看到友谊的消失导致同性恋的产生：
“那就让我来一次彻底的放弃，割断我和他们之间藕断丝连的关系；我将以爱来回报他们对我的鄙夷，让最后的一缕情谊也烟消云散。”热奈身处这样的“文明社会”，又在监狱这个禁锢人性的牢笼中度过一生，他所经历的人生体验就多于常人，而这种友谊的消失在其自身的反复无常的实践中就更是常见。
另外对同性恋者来说，并不存在固定的性爱形式，也不严格地要求双方的性爱一定要维持稳定或长久。因此，当他与他人相处时，这种同性恋的发现个体就像陀螺一样在友谊的中心点上固定，然后在他的众多的倾慕者与追求者之间不停地打着圈，变换着微妙复杂的关系，变换着爱的对象。当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友谊时，他们之间同性恋的关系便土崩瓦解，以致昔日的“情人”连一些亲昵的举动都无法接受：“迪维尔相信了我的话，‘可是现在是纯粹的友谊’，‘不，不，不要胡来。让我们维持好伙伴的关系吧。”正如“另一方面，我知道，在我们中心监狱中，‘友谊’这个词，当它没有暗指爱情时，其实并不意味任何东西。”热奈不带刻画的描述证实了男人们之间这种友谊似有若无而产生的同性恋关系。正是友谊这条纽带使得他们的关系正常化：“我混迹于他们中间，但是我感觉到，如果说我拥有了布尔卡恩，我也只不过是他的朋友而已，也只有友谊所赋予的权力。每天夜里，我所激发起的，正是这友谊，它始终更深厚，始终更亲密。”至此，友谊与同性恋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忽视占有和忠诚观念的关系。它也许不是持久的，不是从一而终的，但却是强烈的，能给人带来幸福的关系。因此，福柯说：“我以为非同性恋者最烦恼的是同性恋生活样式，而不是同性恋行为本身……，害怕同性恋者会建立一种强烈而令人满意的关系。人们最不能容忍同性恋者去创造一种未曾有过的关系。”三
自有国家诞生以来，监狱始终是代表国家权力意志的机构，监狱就是这个普遍社会形态的一个生动隐喻，它囊括了这个社会的精华成分，社会就是一个在规模上放大，在程度上减弱的监狱。在监狱，罪犯被隔离于一个密封的空间里孤独地忏悔。监狱是执行法律的机构，但它的全部运作都具有滥用权力的形式。监狱管理专横跋扈：“犯人所怀有的冤屈感是造成其桀骜不驯性格和原因之一。当他看到自己因不公正而受苦——而又不是出于法律的规定，他就会逐渐习惯于对周围的一切忿忿然。他不再认为自己有罪。他诅咒司法本身。”作为监狱常客的热奈有时也要遭受这一非人的待遇，“倒完马桶又是擦地板，警察扔给我们一个麻布拖把，我们跪在他们面前，一面忍受着飞扬跋扈的靴子猛踢，一面伏着擦干净地板瓷砖。”在这里所谓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条律已经消失了，统治阶级就是万人信仰的“上帝”。而其实现权力意志的机关——监狱更成为这一不道德待遇的终结场所，人的尊严被随意地践踏，个性被埋没，自由被束缚，热奈不得不坦诚地诉说：“对如痴如醉地渴望自由的人的本性来说，监狱是能落到他们头上的最糟的不幸”，而这一不幸最终幻化为对统治阶级的强烈反抗，但身单力薄的热奈无力与此强大势力作一殊死搏斗，只有诉诸笔端，用反主流意识话语来颠覆这一不公正待遇。因为“囚犯们否定了这个充斥着世俗道德的世界，在绝望的彼岸构筑起另一个被禁止的天地，那是他们心中的乐土。”犯人不再循规蹈矩，不再俯首称臣，他们用同性恋这一个类所独有的社会话语来完满地演绎属于自己的生活，监狱对他们身心的折磨因为有了调侃性的字词而变得丰富多彩，“犯人们狂暴而阴郁，动辄用野蛮的语言破口大骂，这是世界上最生动的粗话‘我操上帝他妈的屁眼。”上帝在这里已不是万能的神，可以随意的亵渎，与之所代表的统治阶级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