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寄养，但她无需像吉尔曼一样忍受受伤母亲的严厉管教和经济拮据的贫寒生活，守寡姨母视她如己出，和姨母的幸福生活使她在纳茨福德镇留下了美好的童年回忆。成年后，她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成为曼彻斯特一神教会的副主持的妻子并定居于该工业城市。她热心协助丈夫处理教区工作，并进行自己所喜爱的写作活动，得到丈夫的支持与帮助，这对被丈夫强迫只为家务操劳的吉尔曼来说或许只能是理想。我们很难忘记吉尔曼因丈夫而强行停止写作，以致得产后抑郁症的痛苦时光，因实难忍受不幸婚姻的束缚和折磨而毅然离婚，拖着病体，只身带着三岁的小女儿前往加州，每日为生计而奔波的焦灼岁月，这对衣食无忧、生活安逸的盖斯凯尔夫人来说更是难以想象。婚后她有着与丈夫共同游历欧洲的经历，并机缘巧合地遇见了狄更斯、华兹华斯等当时一些重要的文坛人物，这极大地开拓了盖斯凯尔夫人的视野，为她日后的写作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弗吉尼亚·伍尔夫曾经列举过的关于女性创作的多种不利因素对于盖斯凯尔夫人似乎都是例外。丈夫的热心支持、相对开阔的社会生活环境和写作视野，使得她对第二空间的探索与追求时更为注重人类的道德情怀，也更愿意将寄托理想的第二空间与现实的第一空间接轨，摒弃了吉尔曼那种激进的空间拓展方式。在第二空间的整体设计上也更为舒展和开放。写于1853年的《克兰福德镇》便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克兰福德镇》的空间是一种“抵御敌对力量的空间，受人喜爱的空间。出于多种理由，它们成了受到赞美的空间，并由于诗意上的微妙差别而各不相同”。盖斯凯尔夫人通过第二空间（《克兰福德镇》）暂时摆脱了“从未有过舒适之感”的第一空间，追求着充满道德情怀的女性乌托邦世界，并深切地希望残酷的“空间实践”能够在理想空间的感召下，即使有许多其他因素的介入也能进入一个充满道德情怀的更为开放、和谐的第三空间。至此，三元空间的逻辑结构图如捉迷藏的顽皮孩童般再次在我们眼前出现：现实社会（第一空间）——《克兰福德镇》（第二空间）——充满道德情怀的更为开放、和谐的未来社会（第三空间）。若我们能够不辞旅途的劳苦，沿着第二空间（《克兰福德镇》）的道路继续前行，我们是否能够在下一个路口还会遇见那个顽皮的孩童呢？我们期待着。
二、《克兰福德镇》的三元空间形态
《克兰福德镇》相对于《她乡》是个更为开放的、由二元社会构成的世界，它抛弃了《她乡》的单一与相对封闭，以一副坦然宽容的姿态，注视并且迎接着现实社会的进入。然而作者盖斯凯尔夫人是个巧妙的规划设计师，她将男女两性分别安置在不同的内部空间中，“克兰福德镇是巾帼英雄的一统天下。镇上房租超过一定数额的人家都是牝鸡司晨，女人掌权。
倘若一对夫妇来到镇上定居，不知怎么地，丈夫不久便销声匿迹了。他如果不是成为克兰福德晚会上绝无仅有的一位男人而被吓得魂不附体；就得如人们所说那样，到军营服役去了，或者上了海轮，再不然就是整星期呆在附近一个叫德拉姆堡的商业大镇——那地方处于二十英里以外的铁路线上——忙于经商”。在整部作品中，作者将男性主要安置在商业大镇德拉姆堡（第一空间），而女性则主要被放置在了克兰福德镇（第二空间），往返于这两个镇的叙述者“我”便成为沟通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重要桥梁。整个故事几乎都是围绕着叙述者的行程而展开的，而在叙述者的行程中又偏重于第二空间的展现，对于第一空间的叙述则是如浮萍流水，轻描淡写地几笔带过。
克兰福德镇上居住着一群终身未嫁的老处女和寡居的孀妇，她们之中多数是没落封建贵族和旧时显要门第的后裔。作者并没有在其中设计超群绝世的英雄人物，也没有安排任何离奇曲折的惊人轶事，更没有编织感天动地的爱情罗曼史，而仅仅是通过她们日常生活中一个个不为人们注意的平凡小事，却能使得作品妙趣横生，让读者在体味滑稽可笑的同时却深受感动。当然，清醒而理性的作者并没有因沉浸于第二空间而忽视第一空间的存在，她在作品中不时地安插着：“这就是我离开克兰福德去德拉姆堡是镇子上的情形”；“我对克兰福德紧接着的一次访问是在夏天”；“玛莎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要我去，我还是收拾了自己的行装，前去探望”；“在前一章我所叙述的一系列事件发生后不久，我父亲病了，把我召了回家”；“我在克兰福德住了很久，直到马蒂小姐完全适应了新的生活方式，还帮她把家庭藏书都捆扎好方才离开”；“我至少每季度要从德拉姆堡到克兰福德去一趟，帮马蒂小姐结账，处理一下必要的商业信件”等等，如此简洁明了的句子不时地提醒着读者空间的位移和交叉转换，同时这种交替运作的方式也丰富了作品的结构层次，而不似《她乡》
中进入和离开的单一进程。
对于第一空间德拉姆堡，作者所附文字并不多，然而叙述者玛丽·斯密斯的父亲便如同《她乡》中的三位男性一样足以承担了现实空间的全部张力。“当我把马蒂小姐用五镑现钱换给了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