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神话是“后人”叙述和整理的结果。我们目前看到的神话，都是后人根据比较有权威的资料整理出来的。神话长期流传在原始先民中间，所以，神话的流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譬如我们今天看到的希腊神话，就是后来被记录下来的，并散见于荷马史诗、希腊悲剧、某些历史著作和一些其他类型的著作（譬如奥维德的《变形记》）中的，“记录者”本人实际上也参加了神话的创作，因而我们所见到的神话其实已经无形中被打上了“记录者”自己思想局限的印记。而这种搜集、整理、加工成文的过程，实际就是在创作后来的小说。
神话和仪式歌舞产生了最早的自觉的、文学性的叙事活动，也产生了最初的叙事性文学形式。至于仪式歌舞中的领唱和单独演唱都由于其在剧情的解说与辅助作用的驱使下逐渐向叙事转化，后来，叙事逐渐地系列化，到最后，一系列这样的叙事歌谣被融合成一部完整的、大型的、内容丰富的民间口头长篇叙事诗，这就是史诗。所以很明显，史诗则是向后来的文学形式——小说发展了一大步。
个人在史诗中的作用远远大于他们在神话中的作用。诚然，史诗在内容上属集体性的：它叙述的不是私人的生活，而是与整个部落、部族命运攸关的重大事件、冲突，具有很深厚的民族根源，这也决定了史诗主题的崇高与庄重。史诗主人公是受到普遍崇敬的英雄，他们的行动对史诗所叙述的部落、部族的命运起了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史诗的叙述行为也是集体性的：它从集体性的活动中衍生来；在产生的初期，它当然是以口头的形式在民间流传，在这过程中不断吸收各种生活与艺术成分，丰富内容，扩展情节。而且，史诗在形成过程中被行吟诗人进行适合于吟唱和个人喜好的综合加工，譬如《荷马史诗》的作者荷马在文本的形成过程中对文本起过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也许是压缩、扩展或者任意改动都未可知。而且荷马之后的这部史诗仍然是以口头的形式在民间流传，直到6世纪才被人用文字整理下来，当然这个“整理”，肯定又是一次“加工”乃至“制造”。
在小说的文体的酝酿过程中，史诗比神话更靠近小说。虽然史诗的叙述与小说的叙述区别很大，但史诗的确给了小说最基本的要素——叙述方式。史诗的叙述人如同先知一样站在更高的叙述点上对人类讲述“旷远的过去的故事”，而小说是描述现实中可触可摸的故事。小说是在待叙述之故事与待听讲之听众之间由描写者来叙述、来描写的。如果说史诗是从神话中找寻对那已经远去的故事的叙述以进行再叙述的话，那么小说就是从这种“叙述”的手法中吸取如何在待叙述之故事与待听讲之听众之间寻找结合点的多次探险。所以说，史诗给了小说结构故事的样式。它教给小说如何把纷乱零散的素材比单一的神话更精练、生动地表述出来，而且，背景的宏大，人物性格的刻画，以及场景和人物的细节，更重要的是故事结构或者说叙事结构的把握，都该如何注意。这些方面都是小说最需要的。
在小说文体酝酿的过程中，戏剧也功不可没。戏剧的核心——剧本的创作，对戏剧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理解戏剧所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普遍的被阅读的媒介物。虽然它与小说的区别很明显，但它也对小说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小说一般而言是讲述，是“独白性”的，这个时候，作者具有专断讲述权，尤其是掌控着价值判断的标准和尺度。剧本则是对话性的，人物的话语彼此交流而不干预，并且将情节直面观众，舞台呈现性和画面感要求更高。也正是这一点，“戏剧化”，“讽刺”，“旁白插入”、“矛盾冲突”、“背景（布景）描写”等，以及本来专门用于悲剧、喜剧等研究的一些概念（譬如布局、情节与完整等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用到的概念）就经常出现在小说的研究中。正说明了小说和戏剧同为叙事性文学形式，有着很多的内在关联。
同时，历史也是古代重要的叙述性文学形式，或者说是带有文学性的叙述形式。尤其是古代的历史著作更是与文学的界限模糊不清。古希腊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既是历史学家，又是文学家，他的著作《希腊波斯战争史》就体现了他既作为历史学家对材料的重视，也能够看出他把大量依照历史学科的观点看来属于无稽之谈的传说也写入历史。中国西汉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既被认为是第一流的编年体史书，又被当作文学经典供各个年龄段的人们学习。同样，希罗多德也常常采用《荷马史诗》中的语词和表现方法，吉尔伯特·默雷称他为“职业讲故事的人”、“跟行吟诗人有关的散文家”。这么多的体裁都给小说的形成提供了力量和源泉，有些文字形式在外在形式上甚至是与小说相去甚远的，譬如历史文本，但是它的确给了小说体裁的形成以叙述事件的来龙去脉的影响，一定程度上而言，它本身就是带有很大文学性的叙述形式。
而传奇给了小说以虚构人生幻象的翅膀。可以说，史书是散文化叙事，但缺乏虚构；传奇是虚构，但缺乏散文化叙事；小说从这二者中吸取了于自己有利的东西。因此，在小说的发展史上，传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