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感到非常冤枉，这还不仅在于这些辨认大错特错，还在于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有钱的绅士，这种事牵连到他简直是太不合逻辑了。他说他在挪威开办了一个铜矿场，收入颇丰，他用得着去干这种诈骗和偷盗的勾当吗。他的证件上写着：1841年生于挪威，1865年移居英国，在一个轮船航运公司当经纪人。后来他四处奔波，曾在贝丁市当过一名歌手，1868年远赴南美，常在音乐会上演出。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当过捐客。在秘鲁军需部门发了大财，1884年重返挪威，买下了挪威的一个铜矿场。一年后他回到伦敦，先是住在“科文特园”饭店，后在维多利亚街租了一套带家具的房间。贝克的秘书证明他确实拥有一个铜矿场。但是也有不利的情况，警方查明，贝克在“科文特园”饭店还欠有600英镑的账，并且借了秘书的钱也没有还。他对女色也不太检点。警察认为这些情况证明他有问题。但贝克一再赌咒发誓说自己清白无辜，说自己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这些女士中的任何一位。
1896年12月18日苏格兰场收到一封匿名信，匿名信认为贝克可能就是1877年有前科的约翰·史密斯，史密斯1877年在“老贝利街”就被判5年监禁，犯的是诈骗女人的罪，和“威洛比勋爵”一样“聘请”女人到他家去当女管家，然后用假支票骗取信任，借故将女人的珠宝骗走。1877年4月20日，受骗的路易莎·霍华德认出了史密斯，把他交给了警察局。陪审团认定他有罪，法官福雷斯特·富尔顿（注意这个法官后来又是审贝克的法官）于1877年5月10日判他5年监禁。1881年4月14日，史密斯被释放出狱，后无消息。
史密斯又重干起诈骗勾当来了？
警方找出约翰·史密斯的档案一查，果然，贝克和史密斯的手法完全一样。1877年侦查和逮捕史密斯的斯帕尔警官和拉德斯顿巡官对贝克做了辨认，他们与史密斯见面是19年前的事，但斯帕尔信誓旦旦地对威斯敏斯特违警罪法庭证明，贝克和史密斯完全长得一样，是一个人，他说：“这个被告就是那个人，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是他。我知道这个问题的判定将视我的证言而定，但我可以坚定不移地说：就是他。”拉德斯顿巡官的证言和那位同事一致。
贝克申辩，1876～1877年他根本就不在英国，这可以从南美召来证人证明，他更不知道史密斯为何许人也，他从未在英国坐过牢。贝克绝望了：“我以上帝的名义发誓，这些女人和警察都搞错了！”
现在轮到笔迹专家古林鉴定了，他将1894—1895年“勋爵”所开衣物清单的笔迹同1877年史密斯所开衣物清单的笔迹比对，然后又与贝克的笔迹比对，他看出，1877年的笔迹与1894—1895年的笔迹相同，但与贝克的笔迹有某些不同的特征。古林解释道：但是这些清单均系贝克手写，只不过这次写清单时是用了“变形笔法”。
事情对贝克十分不利，辨认和鉴定的证据是那么一致，使得检察官西蒙斯已经确信了贝克有罪。他在准备向“老贝利街”提出控告书，他的任务是审查一切对贝克有利和不利的证据，但他根本不认为有什么必要再把阿道夫·贝克的外貌同有关约翰·史密斯的身份档案材料作一对比，在罪犯卡片集中当然有这样的材料。
瓦尔多克巡官提醒西蒙斯，在史密斯的档案中有“深棕色眼睛”的记录，可贝克的眼睛是天蓝色的。西蒙斯认为，档案记录往往草率，当面辨认可靠多了。因此对瓦尔多克的重要提醒不予理睬。瓦尔多克强烈坚持自己的意见，结果他倒被从贝克案的侦查工作中撒了出来，换上的巡官是弗雷斯特。
弗雷斯特的专业是到国外追捕案犯，有过骄人的阅历，但他是个旧派人物，他对警察的“照相机式的记忆力”深信不疑，认为这种记忆力是最好的一种鉴定手段，这种坚信又是贝克的不幸了，因为他自然坚信斯帕尔和拉德斯顿没有搞错。
次年，在贝克案中，出庭公诉人、矮小精瘦的有“讼棍”之名的霍勒茨·阿沃里，成了贝克的又一个克星。阿沃里的奇怪之处是，他的诉状里原来列有几条是说贝克一史密斯于1877年曾被判过刑，但在5月3日“老贝利街”开庭时，据律师们说，他并没有把这几条当作“法庭审理项目”。
主持审判的是福雷斯特·富尔顿法官，他自己就是1877年审判过约翰·史密斯的法官，据他说，那桩旧案他已经忘却了。
贝克请了一位老练的律师——希尔做辩护人，希尔把打赢官司的希望寄托在同笔迹专家古林的交锋上，希尔的逻辑是：如果古林作为公诉人一方的证人出庭的话，如果古林作证说，1877年案犯的笔迹和1894—1895年案犯的笔迹相同，并说两者出自同一个人之手，那么希尔将借助于南美来的证人，证明1877年贝克不在伦敦，而在南美，因而不可能是1877年案的作案者，这样，也就不可能是1894一1895年案的作案者。可是阿沃里预见到了这种逻辑，他故意不向古林提1877年案的笔迹问题，他只说：1894～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