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与人口适度集中》，《光明日报》2000年8月8日）。邓志涛同志在《西部要有更多的无人区》一文中对“无人区”成本问题作了四个方面的比较，“肯定地说，花费在建立‘无人区’上的各种成本远比其他形式的措施更低，也更有效”。“无人区”并不是一个绝对概念，而是在域内无生态消费居民但有保护者和建设者的相对概念，是大量设置自然保护区的延伸和拓展。并不是“军事禁区”或“生命禁区”概念上的“无人区”，没有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绝对化”，没有把“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完全对立起来”，也没有否认“人与自然的关系积极的一面”，主张“无人区”战略并不是“消极战略”。相反，建立适当的“无人区”的主张，始终贯穿着“人与自然平衡、人与人的和谐”两条主线，是在必要的区域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的有效手段，是经济社会发展尊重自然规律，做到近期与远期统一、局部与全面兼顾的有力措施，是不断探寻人类活动的理性思维，是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是发展思路与发展轨迹的时空整合，是社会自律程度与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道德重铸。当人类目前的群体行为和整体素养没有达到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重建具有有益的能动作用的水平时，采取强制性措施，圈定一些“无人区”，使得外来的干扰不要超越“生态阈值”，那么，在一定时期内通过生态系统本身的自我调节，生态系统就能恢复到比较稳定的状态。
要圈定“无人区”必然要进行人口迁移，但不是要进行大规模移民，而是要实行“保护大片自然生态区，发展选择优势集聚区，人口相对集中”的布局。进行适度集中，这种空间安排，陈淮先生概括为“聚于点、散于线、腾于面”（《光明日报》2000年4月18日）。聚于点，就是经济开发与人口适当集中于条件优越、成本较低、开发便利的地点，特别是城镇地区；散于线，就是沿交通线、河谷流域适度集中，使之成为发展的增长轴和驱动轴；腾于面，就是将大片生态区作为保护区限制人类活动。在保护区的过渡区也可保留一些低于环境承载能力的农牧民，从事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使之成为自然景观、民俗宗教的旅游胜地，但要规划好游径，防止新的环境破坏。
四、正确认识西部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成本问题。建立成本补偿机制，切实形成全民共建生态文明的局面
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是毋庸置疑的。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中，把保护和重建生态环境作为国家在区域经济分工中对西部开发提出的根本要求加以确定，要求西部为全国提供清洁的、足够的空气、水、土等基本的生态公共经济产品。提供生态公共产品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而其产品又很难像其他有形产品一样在有形市场上交换流通，产品生产投人的人力、物力、财力难以在市场上得到直接补偿，这个成本的补偿，就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建国以来，国家对西部有过四次开发举措，这些开发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立足于西部的资源优势和封闭的国内市场确定的，国家集中了大量的投资在西部建设了一大批以能源、原材料、石油化工、军工、建材等行业的重工业企业，主要以资源开发为依托提供以原材料为主导的初级产品生产为主，结果在全国区域经济分工中，西部地区长期处于资源输出的附属地位，形成了西部提供上游产品或初级产品，而东部提供高附加值产品和下游产品的格局。由于行业直属和计划调拨，东部不仅从西部拿走了资源，而且还留下了一大堆环境问题；不仅拉大了东西部的物质差距，而且还拉大了东西部的教育差距。贫穷的西部以牺牲自己的环境为代价支撑了东部的富裕和发达。同时，西部森林是长江流域的“绿色水库”，不仅为长江流域提供水源，而且调节着全流域的气候和水资源平衡，是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西部植被是黄河流域的“绿色屏障”，保护着黄河流域免于风沙和水土流失的威胁。这些生态公共产品只有西部才能提供，这才是西部真正意义上的比较优势。但这种优势未能给西部带来本质上的变化，原因是生态公共产品外部公共性和具有受益者的非排他性，产品的成本并没有被享受这些公共产品的人平均承担，而由西部人独自承担了，从而影响了其它经济项目的资本投入而直接表现为西部经济发展步履的蹒跚和阻滞。西部由此进入了资源生产——开发利用——破坏消费——资源退化——加大开发——直至耗竭的恶性循环当中。如果只要求西部提供生态公共产品，而对其负担的高额成本，不作出补偿，无论从社会公平和经济公平上都无法解释。因此，从创新角度讲，必须创新对西部生态建设的补偿制度，建立起合理的补偿机制。简而言之，西部上游地区由于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投入大、周期长、回报低，东部下游地区作为直接受益者，应该对上游地区给予补偿，而且是全额补偿。试想，下游水厂供给居民用水要收水费，而江河上游为下游提供了洁净、足够的水资源而获得一定的补偿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
首先，国家和下游地区应从各方面予以大力支持。国家在投资、税收、贷款、利润返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