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已由村社集体经济组织直接支付，农民除依法纳税外，没有或很少有需要从自己腰包里掏钱的项目，甚至部分地区的农民除可以从集体企业中获得固定的工资福利性收入外，还有部分可以分红进账。这些地区的农民，并没有尝到经济负担过重的滋味，相反，按人均纯收入来纳税或交费，其上缴国家或集体的绝对数要比贫困地区的农民上缴的数额大的多。
2．社会发育程度太低。经济的发展会对一个地方的社会发育程度起决定性的作用，反过来，社会发育程度又影响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他们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中相互依存、相伴相生的一对矛盾。事实和经验表明：凡是经济落后地方，其社会发育程度必然很低，科技越是不发达的地方，其封建迷信活动越是猖獗。该区尽管经济相当落后，有的农民仍然吃不饱肚子，但是，他们会把省吃俭用、甚至自己不用的积蓄自愿、无偿地搞修庙塑神、拜佛将爷、唱戏敬神等封建迷信活动。另外，还有春节前后的农村民间文艺活动，耍社火、闹花灯、扭秧歌等民间节日活动。总之，据笔者调查，在农村一年这样或那样的活动至少要4～5次。由于是民间活动，且大多数村都自己筹办，所以，活动所需费用就以集资或摊派的形式落到每个农民头上。据推算，仅此类活动，农民人均负担约10～15元，占该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4％，这无疑加重了农民负担，形成农民负担过重的社会根源。
3．畸形的社会消费。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又刺激生产。这里的“消费”指的是一种健康文明的消费。据笔者对该区部分县乡农民的消费情况调查，近年来，该区的农民消费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畸形消费：一是大操大办婚丧嫁娶等红白事情。作为当事人有攀比心理，一家比一家，“达标”活动不断升级，一般的家庭办这样一种事情要花上几千元甚至上万元，作为参与此事的亲朋好友在“人情钱”上也在升级，少则5～10元，多则百元左右。虽然对“人情钱”口头上和心底里深恶痛绝，但在行动上还是“随大流”，对这种负担还是乐此不疲的。二是大搞修坟建墓活动。他们认为，修坟造墓是对父母的一种孝敬活动，并相信，一座好的“阴庄”会给活着的人带来吉祥和幸福。所以，在对坟墓的选择，修造上是很讲究的，一般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去搞，情况好些的农民会花掉成千上万元，有的甚至参照活人住房环境，修的非常精致豪华。这种畸形消费是对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程度。三是赌博之风死灰复燃。改革开放，既引进了文明的东西，同时“苍蝇蚊子”也滋生蔓延。近年来，该区，特别是贫困山区赌博之风开始盛行，有的是偶尔赌博，有的是常年设有窝点。这虽然不是各村都有，人人参与，但对其他农民还是有一定影响的。特别是陷进去出不来的人，赌债累累，给家庭造成了极大的生活困难，为了还债，有的甚至被逼的家破人亡。很显然，这是一种极其残忍的农民负担，数量不多，但令人发指。
（三）征收过程中的监督缺位。虽然国家对农民负担的征收额度作出了规定，但是，在具体的征收过程中缺少有效的监督，而农民没有一个自己的组织来通过法律保护自己的利益，以致于在农民负担的征收上出现层层加码的情况。
1．征收水平“水涨船高”的错误判断。近年来，我国、我省农业连续获得几年的大丰收，农村经济就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农村社会安定，农民安居乐业，农村形势呈现出一派太平繁荣的景象。政策取向认为，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就该为国家多做贡献，税费在种类和限额上也随其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适当的提高。很明显，这种“水涨船高”的思想是造成现阶段农民负担加重的思想根源。
2．政府部门的“搭车”行为。由于国家在宏观财税政策上的调整，政府各有关职能部门也在对农民负担的各项规定上滋生了“搭车”思想。一个部门“搭车”，其它有关部门也“攀比”，造成了“二税”重于“头税”的情况，使农民负担愈加沉重。
3．基层组织的“创政绩”倾向。基层政府为了使该乡（镇）群众尽快脱贫致富，同时也为本人“创政绩”，就置农民的承受能力于不顾，盲目地铺摊子、上项目、搞各种名目的“达标”升级活动。这种脱离客观实际、非科学的“劳民伤财”活动，无疑加大了农民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