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还形象地说明了农负的结构形态，这值得我们深思。
3．投资政策上的“重工轻农”的倾向。中国经济的发展，从产业的角度来讲，是以降低或牺牲农业为代价而发展工业的；从地域角度来讲，是以降低或牺牲农村经济为代价而发展城市经济的。这固然是由于中国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特殊的国情所决定的，其积极意义也是非常大的，否则，就没有今天中国的工业现代化。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这样做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城乡“二元经济”的差距越来越大。从国家的投资政策上来看，是明显地向城市倾斜着，例如：在公益性事业的投资方面，城市的道路、公共设施、水、电、学校、医院等公益性事业都是由国家来投资的，而农村的这些公益性事业的投入完全由农民自己来解决。虽然农村为国家财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到目前，国家对农村的投入是极其有限的。问题是农村的这些公益性事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前提和保证，没有这些“硬件”的投入，提高农民群众生活水平就是一句空话，同时，由于各级财政都比较紧张，乡镇一级上交财政任务很重，多数乡镇都是吃饭财政，根本无钱对农村公益事业进行投资。在这种上级不投和少投，乡镇想投而元钱投，农村公益事业还得搞的情况下，只能走农民集资这条路。这条路走的越远，农民负担将越重。
4．基层组织是机构臃肿的包袱。建国以来，我国政府进行了几次大的机构改革，但都没有跳出“精减→膨胀→再精减→再膨胀”的怪圈。庞大的机构，造成了机构乱设、人员严重超编、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局面，同时，也给财政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就该区的乡镇一级而言，在改革开放前，一般乡镇平均工作人员为10～15人左右，而现在，一个万把来人的乡镇工作人员竟达40～60人之多，是原人数的4倍多。但乡镇要办的事还是那么多，只不过是10人的事让40人去办，多支付30人的工资罢了。试想，一个乡镇就多了30人，每人按年平均工资4500．00元计算，一个拥有30个乡镇的县就要一年多支出450万元，农民人均净增负担15元，这450万元要从县财政上来，县财政从税收来，而税源就在本县的企业和农民身上。一县如此，一国如此，农民的负担怎么能不重呢？这样下去，农民还能支撑多少时间呢？财政用来保机关工作人员的吃饭，无钱去对工业和农业投资，这个“饭碗”最终还能保住吗？
5．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以权代法。由于执法过程中政策的灵活性、特殊性、随意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主观臆想很容易出现。特别在一些基层干部思想中还存在有“我就是共产党，我说出的就是法”的危险思想，把自己凌驾于党组织和人民之上，真是到了对农民“想怎么来就怎么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地步，同时我国的农业法律、法规还不很健全，加之全社会法制观念淡薄与农民素质低下同时存在，践踏法律的行为得不到纠正或处罚，“以权代法、以政代法、以言代法”的情况相当突出，因而，加重农民负担的行为得不到很好的控制，减轻农民负担只能“写在文件上，说在口头上。”
（二）经济社会上的发育失衡。11．农村生产力极其落后。该区“七县一片”由于自然环境相当恶劣，虽然有旧石器时期以来的悠久的古老文化，但对自身及其生存环境的改造能力极其有限，“二牛抬杠、手工作业”等极其落后原始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该区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尽管在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现代文明在该区有了较快的传播，群众也享受了现代文明带来的成果，如先进的农业生产资料、家电生活用品等，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仍然相当缓慢。经济不发达、群众生活困难、农民收入低、集体经济实力薄弱，这些使得在农民负担的问题上表现为：不征收税费也要吃国家的救济粮，再收税费就会使农民伤元气，用农民自己的话来说：“我们苦上一年，有时连自己的肚子都吃不饱，还拿啥来交粮交税呢？”1875年，德国社会统计学家、恩格尔调查了比利时萨克森两个国家劳动家庭的生活开支情况，发表了题为《萨克森王国的生产与消费状况》的论文，他指出：“越是低收入家庭，其饮食费用在整个家庭开支中所占的比重将越高，”并提出了著名的恩格尔系数，用公式表示为：恩格尔系数=食物支出总额／生活消费支出总额×100％。在国际上一般认为当某人或某户的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时，其处于贫困状态，50％～60％处于温饱状态，40％～50％处于小康状态，30％～40％处于富裕状态，30％以下处于最富裕状态。据有关统计资料，该区有的贫困户的恩格尔系数高达100％，属绝对贫困状态。他们自己的生活费用都是沉重的负担，根本不能承担任何额外的税费。所以，落后的生产力是造成该区农民负担沉重的最根本的经济根源。另外，有经验表明，凡是经济发达（特别是乡镇企业和第一产业发达）、集体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地区，村提留和乡统筹、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及其它一些费用，全部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