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追根问柢精神使我怀疑，又不甘于停止于怀疑，于是我不能不摸索着往前走。
近水楼台，先注意本土的所谓道。这也多得很，其显赫者是儒道释（外来而本土化）。儒接近常情，有所谓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如果不追根问柢，这种道颇有可取，因为即使学周孔、秦皇汉武很难，努力，写点什么，总不至于可望而不可即。问题是这种道并不是人人都同意，如老庄就是主张好事无所谓的；佛家更趋极端，认为这都是此岸的事，不只空幻，而且不免于苦。更大的问题来自理论方面，是，为什么不朽就可取？追到最后，恐怕只能乞援于《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这说得雅驯，其实性质与倒霉，死于车祸，只好认命，正是一路。上天让我们乐生，求饱暖，我们除了顺从，还有什么办法？
母校的追根问柢精神使我不能停止于顺天，于是冥思，也找书看。书的范围，一言难尽，总之是这条弯路相当远，日久天长，甚至发现日暮途远，想倒行逆施也难于做到。而所得呢，又是一言难尽。情况可能与宋朝的吕端相反，是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所谓大事，是道的理的一面，还是找不到可以贯通一切并为一切之根据的什么，换句话说，是还不能树立起信仰。所谓小事，头绪纷繁，这里只说两类值得一提的。一类是道的行的方面，我不得已，思想上只好走写《逻辑系统》的英国小穆勒的路，他中年也烦闷，找不到可以为之夕死的道，后来左思右想，接受了边沁主义。儒家的顺天命，加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是边沁主义一路，我同意，理由不是认为这样最合理，而是为多数人着想，只能这样。这态度，由理论上衡量，是不怎么积极的，因而就给持不同意见者，如佛家，留下余地，他们不高兴在此岸，那就到彼岸也可以，只要说得到做得到就好。小事的另一类是熟悉了大问题之下的诸多小问题。举有实用价值的为例，我不再怕鬼，因为确知现实世界没有《聊斋志异》写的那样有情，人死如灯灭，就是想鬼也没有。绝大多数也许是没有实用价值的，总的说，是常用较冷的眼看一切。这样看，事物就常常不像说的那样单纯，接受整体之前，要分析。就是说，还是怀疑的精神占了上风。其间一件小事更可以说明这种心情。那是读英国罗素的《怀疑论集》，现在还记得有一处说，历史课本讲打败拿破仑，英国的说功都是英国的，德国的说功都是德国的，他主张课堂上让学生兼念两种，有人担心学生将不知所措，他说，能够教得学生不信，就成功了。我欣赏他这个意见，因为是擂鼓助了怀疑之兴。
这样说，心里长期盘踞着母校的怀疑精神，我就毫无遗憾吗？也不然。值得说说的是两种情况。
一种偏于世俗，是应付社会的捉襟见肘。世间有些事物，有些人看着完全好，或完全坏。我却常常不这样看。问我，窥测对方的意旨说，不好；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也不好。怎么办？因为难办，也就难说，这里只好不说。
一种偏于微妙，是知心安理得之为绝顶重要而不能心安理得。记得这种心理状态不只一次跟深知的人说过。我外祖母是个乡下老太太，信一种所谓道门，精义不过是善心善行得善报。有一次，我站在现代科学的立场，说并无来世，惹来几句咒骂。现在想来，这是怀疑和信仰的交战，哪方胜了呢？外祖母有信仰，当然相信得全胜。我呢，仔细想想，是胜败难说，因为来世虽然靠不住，但那是信仰，有大用，用佛家的话说，是可以了生死大事。死生亦大矣，无妨缩小一些，说心安理得。而我，因为没有外祖母那样的信仰，一直是连缩小的心安理得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取得。细想起来，这心情是有些苦的，记得前几年曾写几首观我生的诗，其中第二首的尾联是：“屎溺乾元参欲透，玄功尚阙祖师禅。”这可以最简要地说明我与北大的关系：是母校的怀疑精神引导我去思索道在屎溺，思索乾元亨利贞；可是自己琢而不成器，始终不能禅悟，见到如能朝闻则夕死而无憾的道。
善心善行得善报，报要由至上的外方来，待报，不问至上的有无，何形何质，何自来，是信仰。更典型的信仰是上帝全知全能全善，给我们福，要感谢；给我们祸，也要感谢。相信某种说法永远是真理也属于这一类。树立这样的信仰并不容易，因为与追根问柢的精神不能水乳交融。一种美妙的想法是使怀疑和信仰共存共荣。这做得到吗？我不知道。也许培根有办法，可惜不能寻其灵而问之了。另一种，不是美妙的，只是实际的想法，是分而治之。分是照古人的说法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然后是上不能知，存疑，专顾下。以《中庸》的话为例，“天命”是形而上，可以不问理由，只是接受；然后是用全力钻研“率性”，以解决夫唱妇随、柴米油盐等问题。其实，古今中外无数的贤哲，更加无数的常人，都是这样做的。名堂可以叫得冠冕些，如以仁义王天下，边沁主义，等等，用庄子的话一言以蔽之，都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在这类既复杂又朦胧的问题上，我因为死抱着母校的怀疑精神不放，虽然也知道，分而治之之后，应该尽量少问形而上的道，以求在形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