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校刊编辑部的人来，说今年是建校90周年，想印个纪念文集，希望我写点什么。我有些胆怯，因为没有什么值得听听的话好说。但又义不容辞，这有如为亲长开个纪念会，不管我怎么可有可无，也非参加不可。问内容有没有什么限制，说要围绕“我与北大”写。写什么呢？大事，没有；琐细，敝帚享之千金，读者会厌烦。困难中想出一条路，几年以前，感到衰迟之来，常常更加怀念昔年的有些人，有些事，有些境，于是把一时的记忆和观感写下来，零零碎碎，集到一起出版，名为《负暄琐话》。其中不很小的一部分是谈我上学时期的北大。“我与北大”，命题作文，我算是已经写了后一半。还有前一半，“我”，没写，这次就无妨以此为内容，算做补阙或拾遗。
写“我”，选与北大有关系的，也太多了。多，无妨，篇幅可以拉长。有妨的是性质太细小的，如饥餐渴饮；太偏僻的，如个人恩怨，都不值得说，因为，用时下的话说，是没有教育意义。想了又想，想出上面那个题目，自己认为，分量超过饥餐渴饮，可以说说。由己身出发考虑，也应该说说，因为它，作为问题，已经伴我或说缠我几十年，而且看来还要缠下去，直到无力再想它。是什么问题呢？记得是当年读英国培根的书，大概是《新工具》吧，问题的性质才明朗化的。培根说：“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终于信仰。”我以很偶然的机会，走进北京大学的门。在母校的培育中成长，学会了怀疑；不幸半途而废，虽然也希望，却没有能够“终于信仰”。这不知道应该不应该算做辜负了培育之恩；但思前想后，心里却是有些感慨的。以下就围绕着这点意思，说说有关的情况。
想扯得稍远些，由迈入校门的偶然说起。那是1931年夏，我通县师范学校毕业，理应去教小学而没有地方要，只好换个学校，升学。北大考期靠前，于是交了一元报名费，进了考场。记得第一场考国文（后来称为语文），作文题是八股文的老路，出于《论语·季氏》，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试申其义”。那时候还没念过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不知道原文有错简（应作“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于是含糊其辞，在“寡”“贫”方面大做其经义式的文章。其间并引《孟子》为证，说“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云云。这里要插说几句话。我小学的启蒙老师姓刘，名瑞墀，字阶明，是清朝秀才。以会作破题、承题、起讲的大材而教“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心里当然有些不释然。于是锥处囊中，或由于爱人以德，就自告奋勇，晚上给我们一些也还愿意听听的孩子们讲《孟子》。他的教法革新了，是先讲解，后背诵。“河内凶”这一章靠前，记得牢实些，所以能够抄在考卷上。其时北大正是被考古风刮得晕头转向的时候，推想评卷者看到纸上有《孟子》大文，必是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于是给了高分。其他数学、外语等都考得不怎么样，可是借了孟老夫子的光，居然录取了。
录取为文学院学生，选系，听了师范同学也考入北大的陈世骧（后到美国教书，已故）的劝告，入了中国语言文学系。那时候，文史哲几乎不分家，于是听课，杂览，就三方面都有。主干是温故，也想考古。考古要大胆怀疑，如顾颉刚先生那样，说夏禹王可能是个虫子。又要小心求证，于是就不能不多翻书。现在回想，其时的生活是在两条线上往前走，一条可见，一条不可见。可见的是上课，钻图书馆，心情有如乡下人进城，大街小巷，玉钏朱轮，都想见识见识。具体说，也听了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课；图书馆呢，由板着面孔的正经正史等一直到《回文类聚》和《楹联丛话》之类，都翻翻，这，吹嘘一点说是走向博，其实是“漫羡而无所归心”，关系并不很大。关系大的是那条不可见的，默默中受北大精神的熏陶。这精神是两种看来难于协调的作风的协调。那是一，乱说乱道；另一，追根问柢。或者合在一起说，是既怀疑又求真。说这关系大，是因为它指引的方向不只是浮在水面的博，而是走向水底的深。表现于外是口说笔写，要确有所见，不甘于人云亦云。
这当然是说学校，不是说我也这样有所得。但是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想出淤泥而不染也做不到。这说来话长，只好大题小作。大概是学程四年的后期，追根问柢和怀疑互为因果，使我的兴趣或说思想有了较大的波动。原想写的《九鼎考》扔下了，认为即使考清楚了，与现在又有什么关系？重要而迫切的是要弄明白，“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究竟是怎么回事。说通俗点是怎样活才不是白白过了一生。这使我相当惶惑。只是惶惑，还不知道这个问题太大。有眼不识泰山，于是问人，以为轻易可以解决。只有两次，印象深，还记得。先一次，大概是问比较活动的什么人吧，答复是要读政治经济学。读了一点点，觉得不对，因为那只是讲怎样求得温饱，并不讲为什么要温饱。后一次，是问在生物系上学的牛满江同学（现在美国），生物的生有没有目的，他想了想，答，传种之外像是没有目的。我当然不满足，因为这还不是值得夕死的道。是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