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熟的标志。一旦有了过失、犯了错误，领导者如能引咎自责，向受害方坦陈自己的过失，能给人胸襟博大、大度容人的印象。
警策他人。有时，某项工作的过失是决策层所犯，或本与某领导者无直接关系，而决策层又偏偏心存侥幸，或企图蒙混，不予承认，如果某领导者勇敢站出，首先承认自己的责任，往往能令其他人自惭形秽，也不得不承认错误。
消除隔阂。领导者与领导者之间、领导者与下属之间因为工作不可避免会出现隔阂。这种隔阂或矛盾不及时消除，势必影响到工作。借助申明工作失误之契机，领导者若向另外的领导和下属承认自己的过错和失误，甚至把不是自己的过错也揽过来，往往能很快地消除偏见、隔阂和误会，增进班子的团结。
总之，领导者不仅要与下属共享荣誉，还要敢为下属承担责任。领导者授权后，无论下属是成功还是失败，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即使下属失误了，也有领导者的失职、指挥不当、培训不够的责任。所以，牢记推功揽过，必会得到下属的敬佩和爱戴。
7.人人平等——制度面前不搞特权
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认为：“让全体职员都站在领导的立场考虑问题，关键要使他们感到自己是组织的主人，和领导是平等的。”这是一种先进的管理理念，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然而，从历史文化看，中国人的等级观念非常强。孔子思想在于“人和人之间是有差别的，是不能平等的”。这是《论语》的核心，也是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文化的核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典型。而维系“君臣父子”的，是“三纲五常”。缺乏平等的结果，造成了下层普遍存在的轻蔑“管理层级”现象。“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也是一种权力与人心脱节的现象。然而，历史上也不乏不摆架子而得道多助的明君贤臣。
魏文侯是先秦时期一位有雄心的国君，以朋友的身份和贤人相处，从来不摆君主的架子。魏成子向魏文侯推荐：段干木才能出众，平生不为功名利禄所引诱，一直隐居在西河乡下，不愿出来做官。于是，魏文侯亲自带着随从前去聘请。在段干木的门前，魏文侯亲自叩门，但段干木不想出来做官，他翻过后墙躲避起来。
第二天，魏文侯远远地把车子停在村外，下车步行到段干木的门前求见，段干木又躲起来不见，这样整整一个月，魏文侯每天都亲自前往求见。段干木看到魏文侯这样真心诚意，很受感动，只好出来相见。魏文侯又请他一同乘车回国都共商国事。从此，魏文侯以待客之礼待段干木，以师事之，而段干木也尽力辅佐文侯治理国家大事。
现代社会，依然有些管理者，总以为不抖抖威风，不向下属发顿脾气就没有管理者的一风度，就缺乏成为上司的荣耀感。因而，总是在下属面前摆出一副冷冰的面孔，让人无法接近。这样一来，部属们的逆反心理势必会被激起，许多该做或能做的事就尽量拖着不做，反正出了事儿由大家扛着。事实上，管理者卖弄权势，等于出卖自己的无知，等于出卖自己的人格。摆架子的人，不仅领导关系搞不好，群众关系也搞不好。
然而，在新中国的成立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朱德和徐向前等前辈却为我们做出了表率：
长征途中，身为红军总司令的朱德，对人态度和蔼、言语亲切，毫无官架子，和普通士没有什么两样。一次行军中，有几个战士误认为他是个老炊事员，要他给烧开水，朱总司令二话没说，痛快地答应了一声“请你们等一等，我马上就去烧”，起身就去找锅。徐向前元帅要求干部去掉官气、端正作风的事迹同样令人难以忘怀。一次，他听到有位连长体罚一名战士，非常气愤。他批评这位连长说：“你之所以当连长是因为先有120名战士，需要建立一个连队，才任命你当连长的；绝不是因为你是一个连长的材料，才给你招募120名战士不要把位置弄颠倒了，干部首先是士兵的同志，是士兵的师长，是士兵的表率，是士兵的知心朋友。然后，才能把士兵带好，才能使各个出身不同，性格不同的战士，变成一个战斗的整体，部队才能有真正的战斗力。”
平等是观念上的，更是制度上的。我们的组织应该向解放军学习。因为，解放军的平等是用法规形式确定的。因为在他们内部，无论职务高低，都是同志；以同志相称，更以同志相待。平等思想的建立，使军事民主会、军人委员会、士兵代表会、干部评议会、科学决策论证会等民主管理制度得以建立，也使得在军队中实行“官教兵、兵教官、官兵互教、兵兵互教”的群众性练兵活动成为可能。我们今天可以说，解放军军队没有这种平等，就不可能夺取最终胜利。
平等是上下级相处的基本原则。如果领导者把自己放在高不可攀的位置上，制造一种神秘感，让组织成员仰目而视，敬而远之，上级与下级油水分离，下级对上级俯首听从，这样是绝对干不好工作的。
在一个组织中，最能体现人人平等的是在制度面前。制度作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则，对领导的要求远胜普通人员。管理者只有在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