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的一体化效应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区域经济集团化正成为趋势。各经济集团逾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障碍，逐渐扩大经济版图。在新一轮国际经济集团的竞争中，中国警觉到自身可能被排除在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之外，早在80年代末就开始不失时机地用战略眼光分析国际经贸环境和形势，按照经济联系和对外发展的崭新思路，从国内地域特征出发，对包括与周边国家相关地区在内的大区域经济进行再规划。到2010年，中国已逐渐形成了多元化、多层次、全方位相互联结、相互渗透的开放网络和国民经济有机系统，以整体参与国际竞争，迎接世界经济的挑战。这是巨国效应的又一个例证。
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先锋当属华南经济圈。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与港澳台之间的经贸交流活动多集中于东南沿海的广东与福建两省，台商在大陆投资的近80%集中在福建，而广东的70%以上来自香港。日益密切的经贸往来使港澳台、广东、福建逐渐形成唇齿相依、密不可分的经济关系。根据统计资料，此一自然结合的经济区域早在1995年人口就超过1.1亿，生产总值近3 000亿美元，发展潜力惊人。到21世纪初，中国内地与港澳台之间已产生高度的“依存效应”。到2009年底，台湾对大陆出口的依存度高达17%，对香港高达22%，合计接近40%。就整体而言，台湾进出口贸易对大陆的依存度高达10%。在中国内地吸引的外资中，港台资金合占80%以上。据台湾“陆委会”委托民间机构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两岸产业分工正朝着内地生产、香港资金调度、台湾接单与研发的模式发展。香港学者金耀基教授在描述华南经济圈内在联系时是这样阐述的：
在经济上，香港与内地越来越紧密，香港的资金、人才、信息对中国经济发展有重大催化作用，而香港与珠江三角洲更出现了“前店后厂”的依存关系。没有香港，便没有珠江三角洲的发展；没有广东，也没有香港的安定繁荣。香港与珠江三角洲已形成一种“系统内”的关系，而非“系统间”的关系。显然，香港、广东已是荣枯与共的经济区域。不止于此，台湾与大陆，特别是福建，也逐渐形成互补共长的经济区。于是一个香港、广东、台湾、福建合成的大经济区正在东亚浮现。
华南、台湾、香港、澳门毗邻，往来方便，这种地缘关系是促成其经济自然结合不可或缺的条件。诸地同胞血脉相连，语言相通，文化背景相近，沟通容易，能够相互认同，经济结合的社会及文化条件具备，此其一。广东、福建、东南沿海的“黄金海岸”以辽阔的内陆地区为腹地，联结内地庞大资源与劳动力市场。港澳台、东南亚及世界华人的对外经贸关系极为活络，联结了世界庞大的产品市场。两者互相依赖，展示了雄厚的实力，步向经济协同发展顺理成章，此其二。中国劳动力充沛且成本低廉，但资金不足，工业技术水准及服务水平还较低；台湾、香港、澳门自然资源匮乏，劳动力不足且成本高昂，但资金却充沛，工业技术水准及服务水平也佳，彼此正可互通有无，扬长避短，此其三。最后，利用港澳台、东南亚及世界强大的华人经济，将那里的资金、信息、管理技术与中国完整的工业体系，较高的科技市场水平和科技人才结合起来，将大大增强开发尖端技术和产品的实力，对中国科技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着无可限量的作用。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港、澳、穗、深、珠五地正进一步协调和整合。在产业布局上，港、澳、穗、深、珠五方中任何一方都不宜求面面俱到发展“大而全”的协作系统。香港将进一步发挥综合型自由港口、国际金融中心、咨询信息中心、中国与西方科技交流中心的作用，成为中国与亚太国家和地区交流协作的重要桥梁，成为全球华人、华裔加强沟通的重要交流中心。
到21世纪初，港、澳、穗、深、珠五大城市群已大致形成了一个“超级产业链”。在产业政策及结构上，五地也回应作出重构：华南经济圈中的香港辐射效应是最大的，在金融、贸易、航运、信息、管理等功能上对澳门、广州、深圳、珠海将形成垂直合作关系。从发展趋势看，广州、深圳、珠海高科技和人才资源优势将在若干年后形成经济优势，形成香港、澳门对其依附性越来越大的局面。因此，可以预见，未来五地的经济融合将遵循以垂直合作为主，但从长远看，以水平合作为主的模式，这是一种结构性互补。
如今，中国沿海地区早已和内陆各省市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经济分工和协作关系。因此，如果把战略视角进一步投向21世纪20年代，在一个涵盖港澳台、亚洲和世界的华人及沿西太平洋中国“黄金海岸”各省市的基础上，再有10年时间，至2020年，这一华人经济圈应可将经济融合的巨大利益逐步扩散至中国北方及广袤的内陆地区。从21世纪20年代开始，经济整合和协作将可望在集约化程度上展开。
显然，华南经济圈的成功典范给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进程中积极拓展与周边亚太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