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为了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使中国早日走出生产能力普遍过剩所导致的需求不足、市场疲软、物价不断下降的恶性循环，政府应该动用财政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络为核心的“新农村运动”，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在这篇于1999年倡导“新农村运动”的论文发表6年后，建设新农村的观点被中央采纳，写入了2005年的中央文件里。2006年3月确定的“十一五”规划的六大任务中，头一个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3月4日中国政府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进行新农村建设。至此，新农村建设也显现出大概的轮廓：
1.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未来5年中央财政支出1 000亿元用于进行乡村公路网建设，并以沼气设施为重点改善乡村人居环境；
2.改革农村税费体制和县乡财政体制，强化县一级、弱化乡一级财政职能。2006年起开始停征农业税，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2007年起取消全国范围内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
3.扩大农村合作医疗，并在2010年前投资200亿元建设乡村卫生室和文化室。
我们不能不佩服林毅夫当年具前瞻性的洞察力。林毅夫的“新农村运动”观点在中央文件里变成了“新农村建设”，“运动”改成了“建设”，不仅在用词上显得更科学，更为重要的是，其内涵和意义变得更深厚。
林毅夫主要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希望通过“新农村运动”来解决长期困扰中国产能严重过剩导致的通货紧缩问题。而通过政府的“新农村建设”提法，则体现了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的意义。不仅具有自动消化中国过剩产能、缓解通货紧缩的经济意义，更重要的是，“新农村建设”的提出，为拉动困扰中国很多年的内需埋下了伏笔。我们可以预见，随着新农村建设向纵深推进，中国内需将出现跨越式增长。
林教授提出的“新农村运动”的类似观点在海外也有。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政府就尝试了“新农村运动”，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通过“新农村运动”，韩国农村经济获得了极大发展，城乡差距大幅缩小。2004年，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4 000美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例是1∶0.94。“新农村运动”成为韩国城乡和谐发展，拉动内需的重要举措。韩国的成功经验为中国提供了参考。
把农村发展纳入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使新农村建设与工业化、城市化同步推进，让亿万农民共享现代化成果，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城市与农村共同繁荣的现代化道路。
建设新农村也将惠及中国十几亿人口。中国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建设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面貌早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大部分农村地区变化相对较小，一些地方的农村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还没通公路、农民看不起病、喝不上干净的水，子女上不起学。这种状况如果不能有效扭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会成为空话。而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更重要的是，农村集中了中国数量最多、潜力最大的消费群体，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可靠、最持久的动力源泉。通过推进新农村建设，可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使亿万农民的购买意愿转化为巨大的现实需求，拉动经济的持续增长。为此，温家宝总理早在200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强调，将“支持城市流通企业经营网络向农村延伸，为农民增加消费提供便利”。商务部从此启动了“万村千乡”和“双百市场”工程，改造传统的“农家店”，财政支农力度空前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