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25%~34%，而在“东亚奇迹”时期（1974~1996年），更是高达34%~50%。
经济史学家利用欧洲和北美17个国家1870~1913年的经济增长率和人口结构数据进行分析也得出结论：美洲新大陆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比旧大陆高出0.47个百分点，这90%以上可归结为新大陆人口结构方面的优势，即通过具有年龄选择特点的大规模人口迁移相对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力。
人口转变通过高储蓄率、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低抚养比，使得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享受人口红利。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抚养比下降对中国储蓄率提高的贡献率约为5%左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5%以上。
第二，人口转变通过人口增长、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影响经济规模、最终消费和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消费率。一般来说，人口规模大、消费水平高、增长速度快，会提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消费率。
我们预判，未来10~15年，在老龄化社会到来之前，是中国经济充分享受人口红利的最佳时期，因为这个时期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预计还很大。因为中国劳动力众多，每年新增人口就高达1 200万以上。2009年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现象在未来20年内将持续存在。按人口城市化水平年均增长１个百分点测算，今后20年将有３亿农村人口陆续转为城镇人口。这表明，城乡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将长期存在。
从人口结构特征看，中国劳动人口的规模庞大，劳动力资源充足。16~64岁的人，2016年将达到9.9亿的峰值，2050年为8.7亿，比2000年还多2 800万，高于目前发达国家劳动人口的总和。从市场容量看，中国人口总量大，人均收入仍处于较快增长阶段，内需潜力巨大，这必将成为较长时期拉动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强大动力。
无论是新增劳动力，农村劳动力转为城镇人口后还是劳动人口，他们都需要吃、穿、交通、结婚、住，还要养老。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发展中国家，将有一个相当长的工业化发展过程。除了工业化必需的硬件设施（包括道路、交通、公用设施、房屋等），中国还将经历一个在粗放型发展模式基础之上的集约化过程，然后慢慢变成一个成熟的工业化国家。这个工业化的过程，就是中国继续享受人口红利的过程，劳动力也将在这一过程中找到用武之地。因此，在宏观政策上，也是消费升级、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最有利时机。我预估，2015~2020年，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高达34%左右，达到峰值。之后，直到2030年，中国的人口红利仍然可观，只不过这个人口红利在2015年之前是累进的，而2015~2030年的贡献率是逐步降低的。
新农村建设推动国内消费需求的跨越式增长
早在20世纪末，就有人开始关注中国经济在持续高速增长后必然会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研究员林毅夫就是关注这方面问题的典型代表。他在20世纪末就开始对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快速增长表示担忧，并预测中国经济未来必然要面临产能过剩问题。由此，他提出了在中国开展“新农村运动”的主张。其主要观点是：
1.在生产能力普遍过剩、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足、市场极度疲软、物价不断下降的新形势下，刺激总需求对启动当前经济增长是十分必要的，这是中国经济得以走出困境的关键。
2.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对经济的作用更直接，政府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但是，仅仅依靠财政支出来弥补民间投资和消费不足是难以长久奏效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虽然加大了财政对基础建设投资的力度，但对拉动社会总需求的作用一直很有限。
3.中国经济能否在较短时期内摆脱困境，取决于经济中是否存在着因结构原因而未实现的社会需求，以及政府政策是否能给这种蓄势待发的需求创造一种实现的充分必要条件。否则，中国经济只能靠各个产业淘汰大批效率较低的企业来达到供给和需求的平衡。这个过程将是痛苦而漫长的，其代价之昂贵也是可以想见的。
4.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美国、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日本相比，中国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即中国有广袤的农村市场。这个市场潜力很大，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远未饱和。因此，一旦农村市场得以全面开拓，将对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产生极强的乘数效应。它将成功启动疲弱多年的中国经济，和中国城市经济一起形成良性循环。
5.开发中国农村市场的努力已有好多年了，效果却一直不佳，其原因不在于农民收入太低，而在于与消费耐用品不配套的基础设施。农民即使买得起彩电、冰箱、洗衣机，却没有电、电视信号、自来水等基础设施的配套。这一问题在经济落后地区和边远地区尤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