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是政治精英们的创意（先不管其动机是什么），而非商业创意。所有这些都降低了创新收益，从而降低了对创新的需求。
本书还见证了传统价值观的起伏——从前现代时期起就试图约束和压抑新生的生活态度和信仰。在广义的现代时期，从16世纪开始形成了一整套现代价值观，它唤起了人们对创造、探索、争先和留下独特印记的愿望，为争取最大个人实现的美好生活而奋斗，从而点燃了草根阶层的创新活力。人们拥有创造新事物的想象力和独立思考的判断力，新老思想的交锋可以提高理解力。个人财产权有助于经济发展。每个人也都拥有为自身利益、自身财产而工作的权利，而不是为其他人的目的（社会的目的或自己配偶的目的）服务的手段。如果现有的企业和在职员工必须与新企业和新人竞争，经济发展就会得到促进。现代社会的创造性及其不断提高的期望使未来呈现出不确定性，因此现代社会对我们的行动是开放的。在某些国家，现代观念压倒了绝对论、决定论、反物质主义、科学主义、精英主义和家庭至上论。少数幸运国家在19世纪确立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直至20世纪走向衰落。这些到现在也都改变了。
如今，现代价值观和传统价值观的平衡点在总体上似乎已大幅后退。在那些坚持现代价值观的国家，其强度和流行程度可能没有下降。少数调查结果显示，现代价值观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到21世纪前10年还有所进步，这似乎是互联网泡沫的兴盛期所致。然而调查数据表明，传统价值观有强烈回升，其中当然包括家庭价值观和社团价值观，还有某些古老的伦理观：因循守旧，不采取任何可能伤害他人的行动（例如竞争），以及在市场或政府造成的每次不利情形中要求赔偿的权利等。
还有证据显示，这些传统价值观在西方国家的影响力有所加强。家庭价值观和社团价值观的复兴打击了企业的部分创新精神，要求企业更加重视社区和家庭生活而更少关注利润。随着利益相关者思潮的兴起，任何打算创办创新企业的人都必须注意，企业的财产权利需要被各种势力稀释，包括员工、利益集团、律师以及社区代表等，这些人坚信他们对企业的生产成果拥有合法的“权益”。许多雇员认为，只要他们能对企业利润有所贡献，或者企业的其他部门产生的利润能弥补自己部门的亏损，不管其他许多人拿少得多的工资也可以完成同样的工作，他们都有权利保留自己的职位。随着社会连带主义（Solidarism）的复兴，希望通过成功创新获取高额利润的企业家都必须注意，所有的利润都必须被企业所得税分割。各层级的收入将保持同步，如果高收入者的所得提高，适用的税率结构也将上调，使中产阶级也能分享好处，以至于税率的提高将导致高收入者反而在绝对收入上受损。这种向前现代时期的财富固定化社会的倒退对美国造成了严重影响，但在欧洲的社团主义社会却没什么影响，因为高额税收已经让人们很难致富了。这种影响使美国的年轻人放弃了先辈的创造与发现之旅，转而寻求银行或咨询工作。伴随着前现代文化兴起的还有古老的权利观、自以为是的态度、因循守旧和对集体的依赖性——“行动”（撒切尔和森关注的领域）的活力明显下降。因此，即便现代价值观依然存在，前现代观念对产业界和政府的影响力已经大为增强。这些分析至少可以部分解释美国如何失去了部分经济活力和自主创新，以及欧洲更早出现的类似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