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价值观能够塑造经济活动满意度较高的经济？我们还是需要通过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搜集到的各种有关态度、规范和信仰的数据，分析这些文化价值观的流行程度和深度的国别差异，看它们是否有助于解释工作满意度的差别。这一分析暂时未考虑的问题是：雇员、管理者和顾客的价值观产生的影响是以间接方式、通过制度的改变发挥作用，还是产生直接影响？无须改变制度，除非制度本身会做相应的调整。
提及经济文化，很多社会科学家首先会想到“信任”这个议题。普遍来说，如果人们从小就习惯于遵守法律和相互礼让，社会的发展状况会更好。这种观念始于1970年左右，当时社会学家理查德·蒂特马斯（Richard Titmuss）出版了《礼物关系》（The Gift Relationship），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随后出版了《利他主义的可能性》（The Possibility of Altruism）。我当年组织的一次研讨会及随后的论文集对这些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不过我们目前需要先把信任议题放下，这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把利他主义和文化混为一谈是非常令人困惑的，好比把道德和伦理分开一样。道德探讨的问题是，哪些是通常有利于公众的应该做的事情，如无私的奉献行为；伦理探讨的问题是，假如从自身利益出发，一个人的明智做法是什么。最近有关经济文化的影响的研究似乎已不再考虑利他主义的因素。暂时忽略信任议题，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目前没有合理的假说表明利他主义对经济活力具有促进或者制约作用。即使有这样的理论，也没有可信的假说认为利他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而不属于社团主义国家，或能证明相反的假说。因此我们的研究最好不考虑利他主义。
法国商人菲利佩·布吉尼翁（Philippe Bourguignon）的职业生涯几乎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平均分配，他说这两个地方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根据他的分析，这种差异起源于儿童成长的迥异的环境。法国母亲会在游戏场内密切关注自己的孩子，提醒他们注意安全，而美国母亲对此则不怎么担心，也不会警告孩子。结果是，美国人的成长过程经常伴随着很多失败的经历，他们不太害怕较高的失败风险。
另一位观察者发现，对于商业生活的价值观的传统描述，欧洲大陆国家与美国、加拿大、英国和爱尔兰经常使用的概念存在很大差异。记者斯蒂芬·泰尔（Stefan Theil）开展的调查表明，法国和德国采用了与英美完全不同的伦理观来看待私营企业和市场运转：
法国高中采用的三卷本的历史教材《20世纪历史》在不同地方分别用“残酷”、“野蛮”等词汇描述资本主义。它说，新兴企业是“草率的”，有着“不确定的前景”。德国的高中教材也有类似的描述，其重点是灌输社团主义和集体主义传统。它们都是从资方和劳方、雇主和雇员、老板和员工的冲突视角进行教育……图解和说明中的老板和企业主的形象往往是嘴叼雪茄的懒惰富豪，有时还会涉及童工、互联网欺诈、手机上瘾症、酗酒和不公平解雇等话题。我们可以想象，在如此教育背景下长大的欧洲人看待世界时自然会选择一种居中偏“左”的、社会民主党式的视角。欧洲的学校教育中存在的这种偏见的强度和深度实在令人惊讶。
泰尔的调查表明，人们看待世界的视角在不同国家有巨大差异，甚至超过被观察的世界本身的差异。调查还显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人们的价值观存在巨大差异，或者他们对某些共有价值观的排序存在巨大差异，例如布吉尼翁观察到的对安全保障的重要性的重视程度。
前文提到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结果显示，几乎每项价值观（规则、态度或世界观）的流行程度在各国都有巨大差别。此外，对个人问卷调查的统计分析表明，国别差异与随机样本中个人特性的影响几乎无关，国别差异远远超过观测差异的预期水平。这些调查中的某些价值观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比社团主义国家更强势，而社团主义国家则流行其他一些价值观，这是意料之中的。
本书的一个核心命题是，有若干价值观对一个国家的杰出经济表现产生了重要作用，这个命题到目前还是一个有待证明的假说。某些价值观可能影响了构思创意、开发和尝试新产品的能力和愿望，其他价值观可能影响了支持或破坏创新前景的经济环境。通过这些渠道，西方国家（不管其属于现代资本主义还是社团主义）的很多价值观都可能影响到工作满意度，包括直接影响工作场所的激励和挑战，或者通过促进经济挑战和回报的新制度产生间接影响。现在，我们需要用调查数据直接验证这个假说。
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最近开展了一项研究，监测了西方文化中的问题解决、好奇心、实验、探索、新奇和变革等因素对经济表现的影响（最终关系到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第一批结果已在2006年威尼斯研讨会的论文中发表，主题是欧洲经济受束缚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