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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各个西方国家在工作满意度方面存在惊人的差距。这在1991~1993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中可见一斑，该调查收集了很多反映个人满意度和“价值观”（态度、规范和信仰等）的信息。图8–1描述了各个西方国家在平均工作满意度上的差距。
很自然，人们会提出疑问：工作满意度是不是工资或财富的另一种说法？实证数据表明，一个国家国民财富和工资水平的高排名并不代表工作满意度的高排名。戴维·布兰弗罗（David Blanchflower）和安德鲁·奥斯瓦尔德（Andrew Oswald）评论说，在20世纪90年代的样本中，爱尔兰（最穷的国家之一）的工作满意度非常高，而地中海国家的工作满意度普遍偏低。人们还会怀疑，工作满意度的国别差异是否只是暂时现象。然而1999~2000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所搜集的工作满意度数据显示的排名与第一次调查的结果并没有太大差异，如图8–2所示。不过，第二次调查竟然遗漏了美国。
有人还会质疑，研究工作满意度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不直接采用 “生活满意度”这个更全面的指标？答案是，通过对工作满意度的研究，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生活满意度的决定因素。在分析综合性质的生活满意度时，不能忽视对其成分的分解研究：工作满意度、家庭满意度、经济状况满意度等。如果我们可以分析人们对工作而非其他方面的满意度，以及经济制度和文化对这种满意度的影响，为使研究更加清晰简单，我们也应该把分析聚焦在较小的范围内。
还有一个紧要的问题，传统观点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倾向于创造充满挑战、回报较大的工作岗位，则会影响家庭满意度，需要付出不菲的代价：例如配偶会因此感到焦躁不安，不能安心照顾子女等。传统观念认为，现代经济在总体上是否提升了生活满意度还是个未解之谜。然而，实际证据表明现代经济是有益的，敬业、能够在餐桌上谈论有趣话题的父母显然有助于子女成长。因此，虽然繁忙的工作可能会占用一部分家庭时间，却可以提高其余家庭时间的价值。在10年前的一次调查中，孩子们明确表示，希望父母不要为了子女而在事业上做出太大牺牲，希望父母能过他们自己的生活，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世界价值观调查也支持这种现代主义观点，其数据表明，工作满意度最低的国家在家庭满意度上的得分也最低，而工作满意度较高的国家（如丹麦、加拿大、美国和爱尔兰）的家庭满意度也较高。这在图8–3中得到了直观的展示：生活满意度与工作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且联系十分紧密。
最近几十年的工作满意度的大量数据曾被误解和误用。如某些观察家指出，瑞典的工作满意度很高，这证明瑞典的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和福利主义相结合的缺乏活力的特有混合体）是“最好的制度”。其他人则指出，丹麦的得分更高，因此丹麦的制度才是最好的，例如灵活保障制度及其他有吸引力的制度。这种利用数据的方法很荒唐，从“例外”样本而不是整体数据中得出结论，这是在统计学入门课程中才会出现的低级错误。有人可能会说：“这至少可以证明美国的制度并不是最好的制度。”但这种说法同样犯了方法论上的错误。某个国家在某次考试中取得第一的成绩，完全有可能是出于偶然，例如外界因素的冲击，或者制度上的一次不可持续的改善。最出色的网球选手面临很多对手的冲击，其中有人会意外地在巡回赛上折冠，但我们都知道冠军未必是最好的球员。在对手众多的情况下，最佳选手夺冠的可能性或许并不大。实际上，大家刚赞美过丹麦，国际社会普查项目2002年的资料就表明，丹麦的工作满意度显著下降。世界价值观调查发布的第二轮数据（2000~2002年）显示，瑞典也出现类似的下降。
还有一种常见的误解，即报告中显示的工作满意度主要是反映报酬的高低，而非家庭调查希望测算的非货币类型的满意度。对此，我们需要弄明白以下事实：首先，由于西方国家工资水平之间的差距较小，我们不能将工作满意度的差距归结为工资的差异；其次，如果收入是影响工作满意度的主要因素，那我们会问，为什么英国人的工资水平相对于其财富存量来说很低，报告显示的工作满意度却较高，而德国的工资水平相对于财富存量来说很高，报告显示的工作满意度却仅为中游水平，意大利和奥地利的情况也与之相似；最后，工作满意度高和收入高之间存在细微的关联，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高收入者的态度和信仰使他们容易获得更高的非货币满意度。
对工作满意度的解释还可以从工作满意度的特殊指标上得到证实，即工作在从业者眼中的自豪感或者重要性。从中可以看到，自豪度和重要性这两项工作满意度指标排名的结果与各国的整体工作满意度非常接近。在西方七国中，美国是平均工作满意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在自豪感和重要性方面的排名也是最高的，甚至超过瑞典和丹麦；平均工作满意度垫底的法国在自豪感和重要性排名上也垫底。北欧人心目中的工作的重要性、自豪感乃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