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从物质层面分析了社团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影响，讨论的重点是就业和生产率。但现代经济乃至整个现代社会生活还有很重要的非物质的含义。参与现代经济所能获得的特殊价值中，很大一部分是经常能面对挑战和有所感悟，会被激发出直觉和创意，而不仅仅是其生产的物质产品和服务。本书一开篇就强调，现代经济具有广泛的想象域，是一个能够激发和尝试各种创意的虚拟实验室。文学艺术作品的现代主义革命反映了现代工作生活中追求和普遍存在的新体验。居民调查则为现代经济的非物质回报提供了实证数据，受访者纷纷表示，除了工资带来的物质收益外，他们还追求其他类型的回报。
本章讨论的问题也是本书一直在讨论的主题，即与社团主义或社会主义色彩较浓厚的国家相比，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否提供了更多的非物质层面的回报？要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可能需要对每个国家进行分解：这个国家有1\/4属于现代资本主义，3\/4属于社团主义；那个国家有2\/3属于现代资本主义，1\/3属于社会主义等。这种做法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因此我们必须采用间接的方法。在某些国家发现的某些特征可能是社团主义或社会主义最重视或者最普遍的，而其他一些特征则是现代资本主义最看重的。然后我们将讨论社团主义、社会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些标志性特征，以分析它们对非物质回报产生的有利或不利影响，这些特征包括：社团主义高度的就业保护、广泛的福利制度、缩短工作周的监管规范以及集体谈判机制，社会主义庞大的公共部门，社团主义和社会主义共有的官方审批，资本主义关注的个人自由，等等。例如，由于无法准确估算各个国家现代资本主义的程度，我们采用数据测算“现代”元素的规模，这些元素通常会对经济活力和包容性发挥积极作用，然后观察它们与非物质回报之间的关系。
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尽管制度和政策非常重要，但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或者文化组合，不仅仅由政策、法律和制度构成。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包括对待产业、工作和其他经济事务的主流的态度、规范和设想。这些文化要素可能通过对制度和政策的作用间接影响非物质回报，也可以更直接地作用于社会成员的动机和期望。一个国家的灵活性（迅速接受并应用新技术或新产品）可能取决于经济文化中的某个或多个要素。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力（成功激发人们的创造力以实现自主创新）可能取决于文化中的其他要素。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政治文化也可能影响一个国家的创新。文化差异非常重要，因此在比较各个国家非物质回报方面的差距时，不能用太粗略的分类（如现代资本主义、社团主义或社会主义）解释，也不能只看少数制度或政策的规模和力度，或者只看各种制度的单个特征，而是要综合评估文化中的多种要素，它们是现代资本主义、社团主义或社会主义中的关键力量。
在从大卫·李嘉图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至今的主流经济学中，都不存在文化的概念，仿佛西方文明只有一种文化存在，托斯丹·凡勃伦和马克斯·韦伯这样的学者被归入异类。但在主流经济学之外，人类学家却发现，并不是所有社会的文化都一样，而且其差别有重要影响。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认为，每个社会的文化都值得尊重，因为它们反映了特殊的需要；鲁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则坚持认为某些社会文化并不是最适合当地的；精神病学家埃里克·弗罗姆（Erich Fromm）认为某些文化相当糟糕，而不尊重个人自由的文化会沦为法西斯主义。
但在过去10年，文化受到了经济学研究的重视。越来越多的人提出，文化是一种黏合剂或不可或缺的一环，以独特的方式将一个国家当今的经济状况与古老的过去联系起来。“苹果永远不会落到离树太远的地方”，不管这棵树是好是坏。许多观察家注意到，某些国家在遭遇各种挫折之后，不用费力就能回到原来的高位，例如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大致回到了战前的地位。然而，新体验和新观念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文化，这一点毋庸置疑。20世纪30年代，德国纳粹党反对女性参加工作，这一理念产生了长久影响。但是在过去10年，德国女性的工作参与率已经反弹。玛格丽特·撒切尔在80年代的改革运动中消除了英国企业对竞争的反感，给大多数观察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英国目前却出现了重新制定“产业政策”的呼声。中国的历史学家认为，******领导的经济改革之所以能成功，要感谢可以上溯到1500年的深远的文化背景。正如前文曾多次讲到的那样，西方的现代化带来了新思想，以及在不同程度上的新的行为方式。
工作满意度的国别差异
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发达国家在非物质回报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由于这些国家的生产率相近，所以它们必然采用类似的生产方式，工作体验也必然是类似的。主流经济学会假定，理论模型中的完全自动化经济不包含任何文化。然而，这其实是一种严重而且影响深远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