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Sir James Cleminson）做了很多工作，以消除工业联合会总是寻求政府扶持的嗷嗷待哺的原有形象。他在1985年说：“产业界人士开始承认，要求政府做的事情中有4\/5其实是可以自己做的，他们希望政府做的就是铺好道路而已。”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态度延续至今。
在这段时期之后，英国逐渐改变了社团主义立场，脱离了以法国为首、意大利紧随其后的传统阵营。根据1999年的统计，在西方七国中，英国阻碍企业发展的官方审批数量远远少于其他国家。
最后，我们来看看社团主义在美国的影响。1960年，尽管经历了战后的大规模裁军，但美国的公共部门雇员占全体劳动力的比重仍高于英国水平，是西方七国中最高的。到1980年，美国的这一指标虽然被英国超过，但依然高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相对而言，在政府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这一指标上，美国在1960年仍居中游，仅为27.5%；到1980年更是西方七国中最低的，为35.5%。在官方审批数量方面，美国在1999年显著低于意大利、德国和法国。
在刚过去的10年中，社团主义在美国的影响肯定有所上升。联邦要求的监管规范的数量持续快速增加。有证据表明，某些新的监管规定降低了企业从事具有不确定前景的新项目的意愿，如《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要求首席执行官为公司提供的会计方法承担法律责任。
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干预在个人所得税法中表现得尤其突出。1981年的里根减税法案消除了各种税收征管漏洞，给政府增加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以弥补税率结构下调的损失（涉及从最低到最高的各档边际税率）。然而，税收漏洞以及使特定个人和企业受益的法规却越来越多，美国的税法长达16 000页，而法国税法只有1 900页。
美国的另一个惊人发展趋势是诉讼的大量出现和随之而来的对诉讼的恐惧。虽然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美国人可能没有那么多工会保护自己，但他们今天能够借助庞大的法律体系和法院系统保护自己在社会对变革和进步的不懈追求中不会被他人置于不利位置。对于诉讼的担心给个人的行动和判断造成了显著影响，并涉及创新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