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创造了一个被诉讼恐惧搞得瘫痪的社会。医生们疑心重重……校长们碌碌无为，教师们甚至没有维持教室秩序的权威。在没有人负责的情况下，最安全的做法就是避免任何可能的风险……在美国上方矗立着一个巨大的未知起诉人的纪念碑，使我们每天的行动选择都笼罩着阴影。
因此，我们很难说社团主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在“二战”后有所削弱，更大的可能是其影响力逐渐增强。
上述证据指向的结论是，总体而言，“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社团主义对欧洲国家的影响扩大，至少是得到了巩固。有人认为美国的变化不明显，但某些证据表明那里的社团主义同样在扩张。英国是个例外，社团主义的影响在1980年前一直在增强，此后有所减弱。战后数十年来社团主义的主要演化趋势显然是工会势力的增强，在某些国家已足以同产业界的势力抗衡，甚至还有超越的时候。
与之相伴的一个深刻的观念变化是：永远不能假定市场是正确的，资方、劳方、职业人士和其他群体的声音应该通过游说等非市场渠道发挥作用。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仍没有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是，社团主义通过对市场活动的限制，是削弱还是激发了实现自主创新所需要的经济活力？
新社团主义
前文提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的经典社团主义过去半个世纪在若干国家延续下来。尽管在大多数国家，社团主义都或早或晚接受了工会成为与产业组织平等对话的“社会伙伴”，但它们仍然属于经典社团主义。相对于18世纪的自由主义而言，这种思潮要求扩大政府权力，形成由国家引导的经济发展。这种经典社团主义追求一系列目标：以秩序取代无序，以团结精神取代个人主义，以社会责任取代******行为。“二战”后，这种基本版的社团主义还加入了以劳资协同取代所有者控制、以利益相关者取代公司自身利益的主张，不只是关注实现所有者和工人共同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这些观念极大地增加了政府可能以国家利益之名给利益集团输送的好处，拓宽了干预经济的空间。今天，社团主义又出现了新内容。
最近几十年来，一种新型的社团主义发展起来。这种新社团主义或者改变了权力格局，或者提供了双向流动机遇。政府不再是选择方向的向导，而更像是在扮演驾驶员的角色，由乘客付钱，把乘客带到他们想去的地方。某些权力被转移给巨额财富的拥有者和企业重要岗位的掌控者，即使这些人都是分散的个体，政府也不得不关注债券市场和其他市场的风云变幻。政府可能在某些领域保留经典社团主义的特征，当全社会或绝大部分人陷入困境或出现期望时，还会主动采取一些措施。
这种新社团主义还接受了社会契约的观念，超越了经典社团主义的各种群体——包括那些参与集体谈判的群体和加入“协调行动”的群体。社会契约观念的含义是：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心照不宣的契约签署者，这种契约的内容是所有人都了解的，而且根据契约，任何人的利益都不能在没有赔偿的情况下受到侵害。这种民粹性质的社团主义产生了深远后果，在过去，只有律师、药剂师或服装工人等组成的群体可以获得社团地位，掌握垄断权，而现在所有类型的群体都可以要求发出声音，要求维护自己的权利，或者寻求政府的保护。社团主义的这种新元素超越了经典社团主义用国家控制改善社会状况的范畴（例如通过政府指导促进增长，或者通过协商实现产业和平），它们要求任何时候的社会发展都不能在促进某些人进步的同时忽略另外一些人。这种新思潮呼吁政府采取行动，保护所有人不受其他任何人的损害，至少是尽可能做到。覆盖所有人的社会保障就是新社团主义的座右铭。
于是，政府获得了全套的新职能，可以为那些由于经济发展、外国竞争乃至暴风雨而受损的人提供补偿，可以为各个地区和城市提供花样繁多的资助，当然，这样做的潜在功能（这是罗伯特·莫顿的术语）是以这些资助换取政治或资金上的支持。游说集团受到鼓励，向立法、监管和法律解释机构提出各类要求，提供贿赂尤其受到欢迎。对产业界的监管被强化，以保护企业和员工免受竞争威胁。通过对修建新机场、垃圾场等工程颁布禁令，保护有政治影响的社区的环境。社区、非营利组织或政府敲诈企业，索取捐助或其他好处。集体诉讼把收入从合法受益人那里转移到接受补助或赔偿的人那里。其结果并不必然导致政府规模的扩张，但使得政府不受约束，这才是关键。第十章还将讨论新社团主义的另外一些特征。
因此，新社团主义经济中充满了对政府、利益相关方、工会以及大量提起诉讼的个人和企业的敲诈的担忧。我们已经知道，在一个劳动和资本无法自由竞争的经济体中，企业将永远重复生产过时的产品，投资活动会萎缩。而且，社团主义社会中对现有企业产生威胁的各种势力将对这些企业的利润前景和股价产生严重影响，从而减少投资活动、缩小就业规模。另外需要补充的是，如果贪得无厌的利益集团要求对任何创新都分一杯羹，令潜在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