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事实上禁止经济生活中的擅自行动。于是，这些参与实验的国家除极度没有效率外，还变得缺乏个性、令人窒息和毫无生气。
有些奇怪的是，米塞斯和哈耶克一开始并没有攻击这些目标。他们给人的印象是，效率是选择经济制度时的决定性因素。看起来，如果能够说服他们，社会主义不会造成总产量或经济效率的损失，那他们完全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的很多主张，包括限制财富总量、禁止开办企业、由工人投票决定经营决策等。经济学家们把那场辩论的胜利授予奥地利学派，主要是因为奥地利学派在少数问题上的回答。假如接下来还有一场辩论导致大家都认为，在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后，社会主义由于能够避免失业和就业的大幅波动，带来的产出效益将大于效率损失的消极影响，米塞斯和哈耶克就可能输掉这场辩论。
后来，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对于意大利和德国自20世纪30年代极权主义上台后丧失自由的后果，哈耶克表达了悲痛之情。他对于人文精神的感情自此不应该再有任何疑问。如果阿玛蒂亚·森的解读正确的话，在哈耶克的思考中，自由其实是实现其他目标的一种手段。不过《通往奴役之路》并没有指出，除了效率之外，还有哪些目标会因为极权统治导致经济自由的丧失而受到影响。他只是警告说，如果商业自由受到独裁者的束缚，产出或者效率将下降。那本书的主要篇幅是讨论政治自由的重要性。
事后回过头来看，我们会发现那场有关社会主义的论战所缺失的部分正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与西方人文主义价值观之间的争论。我们后来逐渐看清楚，不管是现代经济的拥护者还是反对者（包括社会主义者和社团主义者），都需要阐明自己支持的制度符合重要的社会价值观，才能证明其合理性。
对社会主义的恐惧
对很多害怕社会主义到来的人而言，问题不在于社会主义可能失败，而在于社会主义可能取得成功，并能够运转下去。人们并不清楚自己国家的大多数人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例如在意大利，那里的资本主义经济与美国、英国和德国相比显得虚弱无力。1919年，就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一年多之后，好几个国家（意大利、德国和美国）都陷入了“红色恐惧”。
此时在德国和法国，一种渐进社会主义取得了某些进展，主张社会主义经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联盟在1919年控制了国会。社会主义者成功地组建了工厂委员会，使企业员工对各种企业事务拥有了发言权，另外还建立了调解劳动纠纷的仲裁制度。私人资本依然保持着企业的所有权，但失去了某些控制权。每天的工作时间缩短到10个、9个，最后是8个小时。许多本来应该在社会上充分讨论的社会改革，本来应该由希望实行改革的纳税人负担的成本，最后却要求企业界承担。西方国家开始走向加强监管、批准和收费的方向，这些都会增加投资和创新的成本。
西方国家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有关经济发展前景的强烈预兆：一场革命已经拉开序幕，没有人知道是否会呈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