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下的问题是，经济制度的差异能否对经济发展的表现产生可比的影响。最近的两项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大多数经济制度（暂不考虑政治制度）无助于我们目前对各国经济发展排名的解释。在解释各个国家的排名原因时，似乎仅用文化类的指标就能得到很好的结果，因为经济制度都是经济文化的表现形式。但有个例外，即经济制度所允许的“经济自由”度很关键，包括投资、创新、竞争和产业进入的自由等。
我们以上利用很短的篇幅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这里对主要观点做个小结：与活力主义不同，对财富的追求并不是与现代经济几乎同时兴起的新文化潮流的要素。我们只能说，在中世纪的黑暗年代，财富曾被视为不洁之物。在商业经济时代之后，追求财富以及从中获得愉悦才被社会接受，并鼓励商人们不断扩张市场、承担更大的风险。但对现代经济的勃兴来说，还需要有财富积累之外的、对生活的更多可能性的新感觉，并要求建立相应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缺失的拼图：人口和城市
本章讲述了某些国家如何建立起对本土创新至关重要的文化和制度。有充分的理由表明，这些国家的经济自由权利扩大、活力主义文化兴起和民主制度发展是现代经济崛起道路上的里程碑。如果没有公司制的引入，特别是具有争议的有限责任制的股份公司，现代社会很可能不会取得那么显著的进步。更广泛地说，如果没有各种制度和政策为人们提供更大的经济空间，现代社会也无法立足。
不过这些论述还有所遗漏：为什么与相邻的19世纪（尤其是前25年的频繁战争之后的时期）相比，整个18世纪的创新显得微不足道？答案可能是，进入19世纪后，某些因素增强或放大了创新带来的微弱冲击，充分发挥了在18世纪后25年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的民主制和活力主义的潜力。但产生这些放大效应的因素到底是什么，经济史学家们似乎还没有找到。为什么创新出现的时间在英国、美国和比利时要早于法国和德国？我们无须借助托克维尔关于各国文化背景相近的印象也可以猜到，如果上述讨论的各种影响因素（包括公司、民主、活力主义和经济自由）在各国具有不同的强度，能否完全或部分解释法国和德国的发展相对落后于其他国家的现象。
一旦我们想到这个被遗漏的因素就会恍然大悟，那就是人口密度，特别是一个国家（除偏远地区以外）的劳动适龄人口。如果参与思考的头脑太少，一个国家的文化和制度再好，也很难促成大量的创新。有人会问，为什么冰岛虽然人口稀少，却并不贫穷落后？答案在于他们对英语和斯堪的纳维亚语的熟悉实际上已使该国融入了美国和欧洲的大经济体中。如果人口较多，又受到活力主义精神的激励，加上民主制度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带来的鼓舞，即使平均每个人可以产生的创意数量不变，新创意的总量也肯定会增加。此外，如果新产品和新工艺不是只为开发者个人服务，而是扩散到整个国家，那必将促进创新的增加：各公司开发的新产品将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在同质性较高的国家，如果以必要的制度和文化为基础，参与构思、开发、推广和尝试新创意的人数越多，人均的自主创新期望数量就越大。那么有人会问，中国的人口远超过英国和美国，为什么在19世纪或者更早时期没有产生多少创新成果？爱尔兰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在1755年的研究中指出，在18世纪的中国城市里有着数量众多的企业家，但严重缺乏开发自主创新或外来创新所需要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文化。如果西方国家在今天的人均创新率高于100年前，那主要是因为有更多的人参与创新活动，并不表明给定数量的任何小群体能创造更多的新产品和新工艺。
人口增加的好处不但包括创新数量的增加以及能够被更多人利用，还在于在新观念和新产品冲击一个国家时，人口密度越大，创新在经济中传播的速度就越快，好比人口规模越大，疾病的传播速度越快、距离也越远。思想的传播与疾病的传播非常相似，人越多，受感染者越多。而且更多的人意味着更大的市场，甲壳虫乐队可以在汉堡这个足够大的城市演出1 000场，但在利物浦就做不到。
有了足够的人口就能形成城市，仅仅依靠聚集效应，大家集中到一起会产生各方面的好处。人口继续增加还会催生第二座城市，如果土地不能成正比地扩大，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不但会扩大规模，而且数量也会越来越多。我们现在很清楚，除了在较大空间内聚集头脑和增加密度外，城市还能带来某些特殊的好处。城市经济学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面对纽约市的规划巨头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的推土机时，提出了下面这些深刻的思想：
人们聚集到城市这种规模大和密度高的地方来应该是件积极的事情……他们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大城市是多样性的天然创造者，是新企业和各种新思想的孵化器。大城市还是数量众多、业务广泛的小企业的天然的经济庇护所……依靠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