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的《权利法案》。该法案最终废除了王室的一些特权，如暂停法律的执行、不经议会同意而征税以及干预法院事务。国法也被纳入“正当法律程序”，而正当法律程序意味着非经正常的裁决不得剥夺任何人的自由或财产。
人们普遍认为，宪法的进步推动了英国和后来的很多国家的法制建设。对商业利益和家庭利益的保护，防止被王室征用或被新法令剥夺（用其他人的利益犒赏他们自己的亲信），这些给企业家和投资人带来的信号是，在英国和类似国家开展企业经营或者创新活动有了更安全的环境。1787年的美国宪法中的合同条款也被视为法治精神的反映，对政治上的强势者和弱势者平等适用，成为防止政府以政治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讨好强势群体的有效的制度壁垒。
不过也有人怀疑，1689年的新权利法案的实施是否引发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亚里士多德时期的古希腊及更早以前出现的犹太法中，就经常见到“应该由法律统治”、政府应该是“法律的仆人”的观点。1689年之后，又过了一个半世纪才迎来创新的爆发，这表明宪法的确立并不足以推动历史进程的飞跃，仅靠法律并不足以打通创新之路。“法治”概念中的某些元素也存在含糊之处，例如税法的每次修改是否都缺乏正义？哪些税收是对政治对手的剥夺？这些含糊之处意味着对保护民众不受政府侵害的自由也必须做细致的分析。
毫无疑问，这些自由权利对从商业经济到现代经济的进步是必要的，但创新的爆发并未发生在17世纪后期或18世纪，这难以使人相信把自由权利汇总就足以产生现代经济。我们依然需要寻找足以点燃创新烈焰的火花，就像据说引发了1871年芝加哥大火的那头奶牛。我们可以考虑从后来形成的制度中搜寻，分析哪些制度有可能解释长期创新经济的产生，尤其是那些在19世纪20~50年代发展起来的制度。
事实上，的确有一批经济制度在现代经济诞生前后出现。某些重要制度的源头可追溯至商业时代甚至古代，但在19世纪中叶才进入成熟阶段。公司制度的发展就是这方面的例子。最古老也是最常见的商业组织形式是独资企业，由个人或者家庭经营。独资企业的建立和运营费用低，也不存在后来的组织中所有者可能面临的道德风险。对较大的业务来说，更好的商业组织形式是合伙制，合伙制可以开展资本要求超出普通独资企业承受能力的业务，还可以把有不同经营和投资背景的人的才能和知识结合起来。从古罗马时代开始，公司就被赋予了各种合法权利，例如以公司的名义开展业务。在19世纪早期的英国和美国，合伙制企业的产值明显超过其他任何商业组织形式，独资企业（或家族企业）居次席。不是所有合伙制企业都是小本经营，有些成长为“控股公司”，其总部由某些高级合伙人负责，若干分支机构则由其他合伙人经营。在美国，19世纪后期出现的“投资银行”就属于合伙制，合伙人把自己的全部财富作为风险赌注。
许多合伙制企业遇到的困难是，合伙人会陷入两难困境。如果合伙人的自由行动权较大，某些合伙人可能需要为其他合伙人的鲁莽行动或错误判断的后果承担连带责任。如果对合伙人的约束较多，他们又可能陷入谈判协商的琐碎事务，最后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由于这些缺陷的存在，我们不难发现，合伙人通常不易接纳充满复杂挑战和不确定性的高创新项目。还有，合伙制企业的规模扩张也会增大合伙人面临的危险。由于这些原因，对责任的恐惧必然会严重限制19世纪大多数合伙制企业的业务规模和范围。在其他因素已经给创新提供了良好条件的前提下，这会产生瓶颈。
最终，一种新式的商业组织开发出了强大的风险承担工具，至少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是创新工具，这就是股份公司——现代意义上的公司。这种公司发行股票，股票持有者可能遭受的损失仅限于购买股票的成本。也就是说，股票持有者只承担有限责任，这对企业家来说可是件大好事，而政府一开始只允许获得特许权的公司获得这样的制度优待。在16世纪和17世纪，英国政府和荷兰政府给几家从事贸易、拓荒和殖民的公私合作项目的股份公司发放了特许权，如东印度公司、哈得孙湾公司以及臭名昭著的密西西比公司和南海公司。在重商主义处于顶峰的时代，英国约50%的出口收入来自几家特许公司。到18世纪，英国开始给从事其他产业（尤其是保险、修运河和酿烈酒）的公司发放特许权，造就了有利于企业所有者和政府的准垄断企业。但这些垄断企业不具有很强的创新性，股份公司对投资人失去了吸引力。在南海泡沫事件和后来的丑闻之后，投资人对购买股份非常警惕。于是资本的成本大幅上涨，使股份公司难以支撑新扩张或激烈变革。同时，大多数公司，包括博尔顿–瓦特联合公司（Boulton & Watt）以及韦奇伍德（Wedgwood），都看到了特许权的缺陷：获得特许的成本很高，过程烦琐，股份公司的利润适用最高档的所得税，特许权伴随着监管，特许权还有可能被随意修改。而在美国，政府特许权则被继续限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