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中，为表现19世纪末的新城市生活的活力、魅力和忙碌谱写了新的乐章。但在经历了“一战”的恐怖和20世纪20年代的动荡之后，奥斯卡·柯克西卡（Oskar Kokoschka）和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对周围的现代生活的表现显得极其黑暗。地中海地区的意大利未来主义画派展现了较为光明的一面，捕捉了意大利人生活节奏的加快，这里必须提到的一幅早期作品是贾科莫·巴拉（Giacomo Balla）1910年的画作《被拴住的狗的动态》（Dynamism of a Dog on a Leash），后来还有吉诺·塞维里尼（Gino Severini）在1915年的《红十字列车》（Red Cross Train Passing a Village）表现了意大利正在出现的现代火车的惊人速度和流行设计。相反，选择康斯特布尔（Constable）风格的画家，如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和伟大的立体主义画派对空间和透视的兴趣则大于对商业和城市生活的兴趣。
现代经济体中一个重要的生活领域在视觉艺术上很少被触及。过去的商业生活总是充满鲁莽之气，需要像北欧海盗那样，上船下海。而在现代经济中，生活中到处是智慧的用武之地——我得上楼去思考一番。在绘画和雕塑上，有些作品反映了这种新的精神生活。1900年左右，由费城的一位艺术家完成的画作就描绘了一位沉思中的商人。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在1889年创作了最知名的雕塑作品——《思想者》。罗丹是现代雕塑的鼻祖，他表现普通人的作品广受称颂。《思想者》所表现的或许是传说中的普罗米修斯，而“普罗米修斯式”一词很早以来已被用来描述现代经济，直到现代经济体出现之前还没有创作类似的雕塑，现代雕塑是随着现代经济的进步而产生的。
在文学和视觉艺术领域，我们没有看到对19世纪兴起并普及的内在满足感的大量描述。哲学家马克·C·泰勒（Mark C. Taylor）在《生死思索》（Field Notes from Elsewhere）中对生活的基础进行了思考，他在倒数第二章中质问：“描写幸福为什么如此困难？”他认为，作家在幸福时通常不会写作，而在总感觉短暂的幸福失去之后，他们才用写作哀叹自己的不幸，因为这样做或许有助于他们摆脱不幸。另一个可能的理由是，尽管在特定的语境下可以表现快乐、兴奋和狂喜的时刻，从独立或团队的项目参与中获得的满足和收获也许较为平凡，并不是语言或绘画艺术的合适题材。
相比之下，音乐似乎更适合表达此类内在情感，触动我们的各种内在体验。音乐也的确反映了遭遇问题、面临障碍和致力于创造的体验。这或许是因为一部音乐作品可能包含上百个段落和数千个音节，而绘画只能表现单个场景，其表现能力存在差异。
毫无疑问，音乐呈现的产品并不是对人们的创造力、创新性、奋斗、失败和成功的简单描写，它有自己的内涵，除少数作品外，并不代表社会生活中的任何实际事物。作曲家想要表达的是他对自己的创作的感受，在幸运的情况下，可以带来音乐创新。如果听众们偶然能与音乐作品表达的任务和奋斗产生共鸣，这样的作品就能获得商业上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