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想了想，点头同意，“可以，但凡是舞弊贪赃的，一个都不能放，不仅要杀官员，还要查他们的家人，查他们的门生故吏，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触碰朝廷法度，就是这个下场。”
朱标应下，“儿臣这就去安排。让锦衣卫和刑部联手，尽快把人犯都抓齐，审讯结果随时上报。”
空印案是明初四大案之一，发生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
其表面原因是：地方官员在赴京师进行钱粮、军需等对帐时，因路途遥远，为防文书在途中因笔误、污损等原因失效，会携带一些预先盖有官印的空白帐册，以便在京城就地重新填写。
朱元璋发现后，认定这是官员相互勾结、欺君舞弊的铁证，勃然大怒，下令将全国各地所有主印官员即各府、州、县的正印官以及相关佐贰官几乎全部处死或流放，史载“系郡国守相以下数千百人入狱，劾以死罪”。
要理解朱元璋的真正目的，不能仅仅停留在“惩治贪污舞弊”的表面，而需要深入到明初的政治生态、朱元璋的个人心理及其治国理念中去探究。
直接原因和表面目的看上去好象是维护文书制度的绝对严肃性，在朱元璋看来，盖有官印的文书是朝廷威权和法令的像征，具有不可置疑的严肃性。
预先盖章的空白文书，使得文书内容与印章发生了分离，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官方文书的信用基础。
他可以容忍技术性错误，但绝不能容忍制度性、系统性的“欺瞒”。
朱元璋甚至直接认定这种做法为官员上下其手、合伙贪污提供了温床。
地方官员可以在京城根据最终的对帐结果，随意填写数据，从而掩盖亏空、
中饱私囊，而朝廷却无法从文书上找到破绽。
他打击的，是这种“共谋”式的、制度化的腐败潜规则。
当然作为铁血君主，同时还是一个策略制定专家，朱元璋还有更深层目的与战略考量。
第一是树立绝对皇权，摧毁任何形式的“潜规则”。
空印行为是地方官员在交通、通信不便的客观条件下，自发形成的一种“非正式制度”或“潜规则”。
这个规则运行了多年，甚至可能从元朝就已开始，上下默许，心照不宣。
但在朱元璋看来，这恰恰是最危险的。
因为这是一个不经他充许、甚至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运行了多年的规则体系，是对他个人绝对权威的直接挑战。
他必须用最血腥的方式宣告，普天之下，唯一的规则就是“朱规则”，任何“潜规则”在皇权面前都是非法的，必须连根拔起。
朱元璋不仅要消灭行为上的违规者，更要摧毁官僚体系中那种“约定俗成”、“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
他要通过这场大屠杀，让所有官员从灵魂深处感到恐惧，明白在皇权面前没有“惯例”，没有“情有可原”，只有绝对的服从。
第二是进行一场针对整个官僚集团的“极限压力测试”与整肃。
他的目标并非个别官员，而是整个系统。
空印案波及全国，杀的几乎是所有地方一把手。
这说明朱元璋的目的不是揪出几个坏人，而是对整个官僚系统进行一次无差别的、毁灭性的打击。
他要看看，在皇权的屠刀之下，这个系统还有多少人敢阳奉阴违，还有多少人会结党反抗。
再则这也是为新朝立威。
明朝初立，官僚队伍中既有元朝旧吏，也有新晋功臣，盘根错节，习性未改。
朱元璋需要用这样一场极具震慑力的大案，来重新定义“官”与“皇”的关系。
他告诉所有官员，你们的权力和生命都是我给的，我随时可以收回。
这是一种成本极高但效果极强的立威方式。
第三是贯彻其“重典治国”的底层逻辑。
朱元璋出身贫寒，对贪官污吏有着刻骨的仇恨，并深信“乱世需用重典”。
他的治国理念带有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与极端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色彩。
他希望创建一个高度纯净、绝对服从、高效运转的官僚体系，官员都应是他理想中的“清官”模型。
因为他认为人性本恶，官员不可信，必须用严刑峻法来约束。
当理想与现实出现巨大差距时，如整个官僚系统都在运行“空印”这一他无法容忍的潜规则，他的选择不是妥协，而是用最极端的手段来强行弥合差距，哪怕代价是成千上万的人头落地。
空印案就是他这种治国逻辑的极端体现。
第四是巩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
地方主官被大规模清洗，极大地削弱了地方行政体系的独立性和延续性。
新任命的官员都是从零开始，毫无根基，他们对中央、对皇帝的依赖性更强，更不敢违背旨意。
这有力地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是朱元璋构建高度中央集权帝国的重要一步。
而要理解空印案，绝不能忽略朱元璋的个人特质。
童年的悲惨经历和长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