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之居延海等地修建重型轰炸机机场。另外，蒋介石还亲自兼任“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四团”、“西北干部训练团”团长和“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班主任，以培养国民党在西北的政治、军事骨干。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中国东部和南部的国际通道被完全截断，缅甸的失守又使西南面临被日军攻击的危险，这样，蒋介石更感西北战略地位的重要。他认为“今后我国局势，西北重于西南，对内重于对外，整军重于作战”，因而计划“从事于西北之建设，并将新疆与青海之全部铁路一气呵成。盖战后二十年内，如有外患，则我必取守势，仍欲引敌至陇内地决战”。他甚至有迁都西安的打算。他认为“南京与北平皆近海，最初三十年必不能建立强大之海军为之掩护。故首都地点不能不在西安。以其地位适中，介于东北与西北之间，足以控制全国”。
于是，蒋介石进一步增兵西北，使这一地区中央军多达13个军。1942年3月，他将胡宗南任命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并将其所率部队扩充成3个集团军。其中，陕南、豫西、陇东、关中一带的第三十四、第三十七集团军驻用于防共和御日；在兰州、平凉及河西走廊一带的第三十八集团军防范盛世才，牵慑回马。
蒋介石对此还不是很放心，决定亲自到西北去巡视。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去巡视西北呢？其的目主要有三：
首先是为解决新疆问题。苏德战争爆发以后，善于见风使舵的盛世才以为苏联和共产党不可靠了，便积极投向蒋介石。恰在此时，原驻哈密的苏联红军第八团主力被调回参加卫国战争，盛世才见时机到来，便派人向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输诚。蒋介石也认为这是行载难逢的机会，从而确定了解决新疆问题的几项原则：向新疆派兵；将新疆划归第八战区，以盛世才为副司令长官；新疆与苏联问的政治、经济问题，其交涉权由中央行使。但盛世才又为中央军入新后其地位无保障而顾虑重重。朱绍良为稳住盛世才向蒋介石提议，由蒋派亲信大员携其亲笔信函前往迪化，承诺不危及盛世才在新疆的权力和地位，以解除其反苏反共的后顾之忧。
其次，处理西藏问题。西藏此时也出现了比严重的危机，国民政府同西藏的关系此时存在危机，关系恶化的主要根源是西藏地方政府阻止中央政府修筑中印公路。虽然，蒋介石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政策，但西藏地方当局以英、印为靠山，坚决拒绝康印公路经过西藏，尤为严重的是在1942年7月6日成立专理汉藏间一切事情的“外交局”，俨然以独立国自居。因此，蒋介石计划乘巡视西北之际，决定对西藏问题的解决方针。
最后就是督促胡宗南加强封锁陕甘宁
边区的目的。
1942年8月15日，蒋介石乘飞机从重庆飞往兰州，这是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对西北地区进行的首次巡视。一个月左右的西北之行，他先视察了甘肃，后又视察了青海、宁夏、陕西等地，并对上述各个问题进行了安排。
在新疆问题上，他于8月29日派宋美龄、吴忠信、朱绍良等携带他的亲笔信飞往迪化，抚慰盛世才。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中央军由兰州开进安西、玉门，控制哈密的苏军；委派新疆外交特派员，收回外交权，归中央政府，使苏联在新疆的外交步入正轨；肃清在新疆的共产党；下令苏联军队撤离新疆；收回迪化的飞机制造厂。与此同时，对新疆省党务特派员、教育厅长与省政府秘书长等人选作出规定，要求均由重庆任命。
在迪化，盛世才盛情款待宋美龄一行。经过一夜洽谈，盛世才在宋美龄一再保证其在新疆地位不变的条件下，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并当即复函表示按蒋的要求去做。9月5日，在蒋介石返回西安不久，盛世才便命令苏联撤走所有驻新疆专家、顾问以及驻甘新边界星星峡的苏军。9月17日，盛世才在新疆掀起清共浪潮，中共驻新疆领导人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被逮捕。蒋介石在新疆反苏反共的阴谋得以实现。
为解决西藏问题，蒋介石于26日由兰州飞抵西宁。为了解除马氏兄弟的戒备心理，他在青海省政府下榻，除了钱大钧、朱绍良、顾祝同、胡宗南、戴笠等心腹大员外，只带贴身保镖4人。在召见马步芳、马步青时，蒋介石大加赞赏马家军，鼓励他们“精忠报国”，并犒赏他们10万元。蒋介石青海之行有着十分明显的目的，即要借马家军的力量对西藏造成压力。马步芳对西藏早存非分之想，在1932年同西藏军队在玉树进行过青藏战争。
这次，蒋介石设想在青海与西康之间单独设立一个单独的省，把玉树作为省会，以加强对青藏康边的控制。他乘飞机巡视了青藏边地区后，决定“对藏暂时隐忍，以冀其自觉”，解决西藏问题以政治手段为主，军事手段为辅，只要西藏承认中央政府只有一个，即重庆政府就够了。蒋介石认为，只要西康和青海控制在手中，川康和青藏公路打通，“藏事自然解决”。
因此，他在青海对马步芳百般笼络，要其在军事上给西藏加强压力，并修筑西宁至玉树长达1400余公里的青藏公路，修建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