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了东大营及沈阳城大部。
在这次战斗中，日军死亡7名，伤20余人，中国方面仅大东营方向一战，便牺牲巡警75名，阵亡士兵30余名。就这样，日军轻而易举地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占领了沈阳。此后，日军开始在占领区重要路口设岗，任意屠杀居民，而东北当局的军政、文化、财政等机关也悉数被日军占领，日军宪兵更是随意闯入民宅搜查武器和所谓的抗日分子。据战后统计，仅9月18日短短一夜之间，沈阳就损失了18亿元之巨。
9月18日夜11时左右，驻守长春的日军第三旅团旅团长长谷在接到沈阳特务机关发出的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电报之后，立即命令步兵第四联队做好战斗准备，在得知沈阳方面日军进攻十分顺利的时候，便命令该联队的第二大队向中国驻军的炮兵营发动了突然袭击。但是遭到了东北军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的奋起抵抗，使日军进攻受阻，迫使长谷不得不将第四联队的剩余部队投入战斗，中日双方经过苦战，最终日军在19日中午占领了南岭阵地。午后，日军占领长春。
整个长春战斗中，由于长春的中国驻军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奋起抵抗，使日军遭到重创。日军弃尸将校3名，伤将校3名，死伤士兵共149名。日军占领长春之后，逐渐向吉林省其他地区及西北境方向发起疯狂进攻。日军在辽吉两省得手之后，从10月中旬起，又发动了对黑龙江省的进攻。1937年2月5日，哈尔滨失陷，而东北的门户锦州则在1月2日被日军占领。
九一八事变从柳条湖爆炸声起，日军在短短的4个月时间里，攻城20座，略地千余里，直至攻占整个东北三省，使中华民族陷于空前未有的大灾难之中。
2．不抵抗和二次下野
应该说，蒋介石对日本人侵略中国东北的野心早已洞悉，但他此时的主要注意力仍然放在巩固南京中央政权上。为此，他要不断地面对地方军阀的挑战，更要不遗余力地“围剿”红军，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对日军在东北军事行动的反应和政策的选择。既然无力应付日军的入侵，似乎是只能实行“不抵抗政策”，无力收复失地，只能寄希望于国际力量的斡旋。
当时主政东北的张学良对日本的侵略野心也是十分清楚的，并且曾说：“在我手里不能有一根毫毛送给日本。”而日本方面则不断给张学良施加压力，并且利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制造战争借口。面对日方的种种无理要求，张学良不予理睬。从8月下旬，日军频繁地在东北进行军事调动和军事演练，战争随时有可能爆发。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电告南京的蒋介石，请求对策。
8月16日，蒋介石回电张学良，明确指出：“无论日本军队以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9月12日，蒋介石唯恐给张学良的电报说不明白，又特地邀请张学良到石家庄会晤。在专车上，蒋介石反复叮嘱张学良：“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
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接到蒋介石的密电：“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该日上午10时许，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对《大公报》的记者发表了谈话，表示其本人已命令东北军士兵，对于日军的挑衅不得抵抗，并且说，9月18日晚上日军大约300余人偷袭北大营驻地，开枪进攻，东北军没有武装，自然也就没有抵抗。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9月19日下午获悉了日军在东北的行动，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置办法。会议开到深夜，通过了三点决议：第一，由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日提出抗议，向国际联盟提出声诉，并且通知美国；第二，立即通知在江西督战的蒋介石，迅速返回南京主持大计；第三，电报规劝广州非常会议，请其撤销国民政府，来南京共赴国难。
9月21日，当时正在江西湖口的蒋介石，闻讯后立即从江西“剿匪”前线回到南京，召集在南京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开会，商讨九一八事变后的对策。会上，蒋介石一再主张对于日本的军事行动实行退让政策，主张“务须慎重，避免冲突”，强调应提交国际联盟和签订非战公约诸国，并且指出这个时候只有诉诸于公理，才能期望获得公平的处理。
会议通过了四点决定：外交方面，设立特种外交委员会，作为对付日本的决策机关；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加强北方的防御力量，同时将进攻广东的部队，进剿红军的计划全部停止；政治方面，由南京方面推出蔡元培、张继、陈铭枢等人专程前往广东，共同协商团结御侮的办法；民众方面，由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分别下发了《告全国军民书》，要求全体人民镇定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且要相信国际联盟会公正处断。
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市国民党党部对部分国民党党员发表了演讲，要求全体国民在国际联盟做出公正裁决之前保持忍耐。他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