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薛岳坐镇贵阳与王家烈争权夺势时，红军乘机在黔北休整了12天，同时中共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使红军、党的领导转危为安，为由失败走向胜利奠定了基础。
而王家烈此时处境极为不妙，在前线屡遭红军痛击，其后方老巢又被蒋军占领。迨4月中旬，红军主力西征入滇，在黔境内的战争已近尾声，此时在蒋介石眼里王家烈已没什么利用价值了。于是，蒋迫王辞去了省主席与二十五军军长职务，王被迫离开贵州老巢到武汉赋闲职。至此，蒋介石利用追剿长征红军之机夺取了贵州的军政大权，作为一个独立系统的黔系不复存在。
在国民党军阀忙于勾心斗角之时，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之后依照毛泽东的军事部署，巧妙地穿插、周旋于敌人重兵之间，声东击西，取得了乌江战役、四渡赤水的胜利，歼灭了大量敌人，从而扭转了被动的局面。
蒋介石寻机吃掉了王家烈，中央军顺利入黔，这不能不引起滇系军阀的警惕。早在1934年底蒋电令龙云出兵防堵红军时，龙云多次召集手下商讨对策。第十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孙渡认为，将红军赶出贵州，以绝蒋军入滇之借口。龙云对孙渡的意见深表赞同，遂任命孙渡为第十路军指挥部行营主任，率滇军入黔追剿红军。
1935年2月2日，蒋介石任命龙云为剿匪第二路军总司令。1935年3月底，红军四渡赤水，威胁贵阳时，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慌了手脚，急命孙渡率第三纵队前来“救驾”。孙渡率部迅速赶到，蒋对孙大加称赞，称孙是“真正的军人”，此时的龙云却坐立不安了，深恐孙渡部被蒋控制，多次向蒋询问第三纵队位置，几近失态。后蒋要奖赏孙渡两万元，升孙为中将，龙云怀疑孙是否已被蒋收买，几乎撤掉了孙渡。4月中旬，蒋介石准备提拔滇军的三个“作战有功”的旅长为师长，龙云急电蒋，声称各旅长年皆少壮，立功有日，不宜骤于高位，由此可见龙云对蒋介石防范甚严。
1935年4月9日，中央红军主力巧妙地利用敌军间隙从贵阳、龙里间通过，向西奔去，于4月15日至17日渡过北盘江，直向云南挺进。
红军进入云南，龙云极为恐慌，因为其主力已由孙渡率领远离昆明，而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已进入云南。此外，中央红军为掩盖欲渡金沙江向北突围的战略目标，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派一部兵力直逼昆明，做出要攻占昆明的态势。惊惶失措的龙云顾不上蒋介石所布置的“追剿”红军的任务了，4月26日，他急令紧随红军的刘正富、安恩溥、龚顺璧3个旅停止追击，赶回昆明防守，孙渡率部追至曲靖后，也转向昆明集中。这样离红军最近的追敌已撤回昆明，通向金沙江的道路已向红军敞开。
毛泽东利用了龙云欲保地盘而对红军追而不堵的心理，声东击西，在敌军疲于奔命之时，指挥中央红军于5月初渡过了金沙江，从此跳出了几十万敌人的包围圈，粉碎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红军渡过金沙江便进入四川地区（包括西康）。早在长征一开始，蒋介石深恐红军到四川建立第二革命根据地，乃召四川军阀刘湘赴南京商讨“追剿”事宜。而刘湘却颇多顾虑，要其驻南京代表邓汉祥设法阻止蒋军入川。
不久蒋介石即明确提出要调10个师的中央军入川协助作战，刘湘以川人与客军之间易产生矛盾为由予以拒绝。最后双方妥协，蒋介石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入川。1935年1月，参谋团两千余人进驻重庆，声称其任务是督导“剿匪”，实际上不仅干预川省军政，而且连贵州、云南和西康的事务也插手过问。
红军进入四川后，1935年6至8月，除杨森、刘文辉两部外刘湘将大部分军队集结在成都周围地区，以拱卫成都，防止被各个击破。蒋介石迭令川军各部向红军占据地区迅速推进，但川军各部均徘徊不前，拖延观望。至于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和杨森的二十军也基本上采取了尽量避免与红军作战的方针。当中央红军尚在云南时，参谋团即严令刘文辉部在大渡河上筑碉坚守，但刘文辉当时新败于刘湘，元气大伤，追剿红军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而奉行“只守不攻，尚稳不追，为保实力，避开野战”方针，并未严厉督促部下修筑工事，直到红军抵达泸定桥的前晚，守桥部队才赶到桥边，开始“动手撤除桥板，构筑工事”。
红军跨越大渡河后，杨森表面上奉令派4个混成旅在恭经、天全、芦山布防，暗地里却派其侄杨汉忠与朱德联系，建议两军互不侵犯，朱德回函表示赞同。因而红军经过杨森防区时，杨部士兵只朝天放枪以掩人耳目，红军也遵约尽量避免同杨部接触，遂得顺利通过恭经县，争取了时间，使敌人在天、芦、宝来不及筑堡防守，从而较迅速地通过了这些地区。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杨森部跟追到懋功以南便停了下来。刘、杨两部的阳奉阴违和畏葸避战，便利了红军北上。
193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