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后，更加重视所谓“政治剿匪”，声称要加倍地运用这种方法，来摧毁红军所有一切的组织及在民众中的一切潜在优势，尤其是匪化的心理，更应设法更变，故须积极地组织并武装民众，以树立我们在民众中实质的基础，尤其教化一般民众，使他们能倾向我们的主义，以巩固我们在民众精神中的壁垒。“组织民众”，就是编组保甲。保甲的组织，“以户为单位，设户长，十户为一甲，设甲长，十甲为一保，并督率保内应办之事项及公共设备或修筑”，强调“有形迹可疑者迁入时，或户口有变动时，须立即上报。凡居民有勾结窝藏赤匪，除依法科罪外，该甲长、户长亦依法分别科罪”。
“武装民众”，就是组建反动地方武装。此类武装可分两类：一类是职业性的常备部队，如保安队、保安团，其中县组织保安队，行政区编成保安团，这类组织训练较好，装备齐全，为地方武装的骨干；另一类是不脱产或半脱产的武装组织，如铲共义勇队、守望队等。蒋介石在第五次大规模“围剿”红军中，大力组织和利用地方武装。当时的国民党人士曾得意地称道，彻底整理地方武装，厉行保甲制度二项，实为消灭红军和根据地的最重要的一环，“七分政治的力量，胥寄于此”。
前四次“围剿”失败以后，蒋介石重新作了战略部署。蒋介石认为：现在“剿匪”与其用新式战术，还不如用旧式的战术！与其用进步的战术，还不如用过去的战术！简单地说，旧的战术主取守势，而新的战术主取攻势；旧的战术多用密集队形，而新的战术侧重疏散队形；旧的战术多用纵深配备，而新的战术注重正面配备。但是我们现在进攻红军，就要攻守兼重，如果说要以攻为主，还不如说要以守为主，关于攻守的运用，蒋介石总结出了两句话，即战术上要取守势即以守为攻，战略上要取攻势即以攻为守。
依据这套理论，蒋介石确定了对付红军的新方法——碉堡政策，就是在红军根据地外围一切要冲地点修筑碉堡，并用公路将较重要的碉堡点连接起来，形成碉堡公路网，站稳脚跟后，部队再前进，再筑碉堡，逐次向前推进。
与碉堡政策相配套的是封锁政策。为了断绝红军的物质接济，蒋介石实行物质、邮电、交通三大类封锁，欲使红军“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以此来困死红军和红区民众。
2．对红军的一、二、三次“围剿”
蒋介石于1930年1 2月19日至1931年1月3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了第一次“围剿”。战争地区主要是临川、广昌、雩都、永新一带，江西红军反“围剿”力量约为6个军。国民党军队为12个步兵师和3个旅，共14万人，但只有1／3部队直接参战。
1930年12月13日，蒋介石亲自到汉口，召开湘鄂赣三省“剿匪”会议，任命南昌行营主任鲁涤平为总司令，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下辖：朱绍良第六路军，鲁涤平第九路军，蒋光鼐第十九路军。全军约10万余人。
此次“围剿”，蒋采取长驱直入战法，欲一举而歼灭江西红军。红军以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朱本人兼领第一军团，包括黄公略第三军、林彪第四军、罗炳辉第十二军。彭德怀第三军团，包括彭兼第五军、李杰第八军、孔荷宠第十六军（孔军未参战）。
当时蒋和鲁的军事部署是：由主力从永丰、安乐向东固、在冈方面进攻，并以一部由广田、石城、兴国进行助攻，欲将赣东红军包围于东韶、东固地区进行歼灭。
毛泽东和朱德的部署是：诱敌深入，退入根据地作战。红军第三军隐避在龙冈、黄竹岭一带。12月29日，张辉瓒以其五十四旅留东固，以五十二、五十三旅和师直属队，由东固出发，向龙冈前进。此时，第六路军攻击麻田，向东关寨红军进攻，第九路军向萧埠、黄陂进攻。29日18时，张师进占龙冈、表湖地区，此处四面环山，不利防守。30日5时，张师继续东进。这时，红军以五、八、十二各军由龙冈之东、北、西三面突然进行围歼，12时至14时将张师两个旅分别包围，18时将张师全歼，张辉瓒被生俘，旋被处决。
公秉藩二十八师，见情况不妙，迅速撤回东固、富田一线。红军继而进入东韶附近，于1931年1月1日，潜伏于东韶附近山隘。当谭道源五十师于1月2日抵东韶时，红三、四、五、八军即由东韶以南以西，对谭师发起突然攻击，至16时，击溃五十师，谭突围逃生路，全师被歼灭过半，许克祥二十四师望而却步，向头陂逃走。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围剿”失败。
这次失败，蒋介石认为是未待各军全部到达，即行作战，并批评十九路军、第六路军未按时到达集结地，行动迟缓，实则是杂牌军不愿为蒋卖力和拼命，致使第九路军孤军深入而遭惨败。
1931年1月29日，蒋介石重新调兵遣将，并任命何应钦为湘鄂赣闽四省“剿匪”司令，代理总司令权，赴南昌指挥第二次“围剿”。2月21日，何应钦抵达南昌，开始调动参与“围剿”之部队。3月，何应钦共聚集起包括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