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之急、釜底等薪的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来说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蒋介石不间断的军事行动，需要大量军费，军费中相当一部分用来向外国购买武器，当时购买军火是中国外贸中最大的经济活动。1930年到1934年间，平均每年输入军火达2100万美元。其中在1931年春，孔祥熙出使欧美，一次向德国购买军火便达2500万美元；在1936年间，向美国赖特公司购买飞机120架及相应零部件和设备。按照国际军火市场的惯例，经营武器的回扣和佣金很高。南京国民政府的对外军火贸易理所当然由四大家族，特别是宋子文、孔祥熙负责，这项巨额佣金当然也就落入官僚资本家手中，成为壮大四大家族的一个重要来源。
吞并民族资本也是四大家族建立官僚资本的主要途径之一。南京国民政府官营企业的建立，主要有以下几种手段，把北洋军阀的官营企业和地方上大型企业中的“官股”照单全收；当企业无力偿还四大家族控制的各家银行债务时，官方则出面接管该企业；向效益好的企业强行加人“官股”，照单全收；利用国家权力对有关企业的经营方式、原材料供应、产品销路强加干涉，以达到控制该企业的目的。截至1935年，国民党的官营企业，已从一无所有发展到占全国企业的10％以上。
官僚资本就是通过以上手段建立起来的，到抗战时期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垄断资本，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三、全新的中国外交政策
1．上台前后的外交努力
中国近代以来每届中央政权的存在、发展和政治演进都受到对外关系的极大制约，晚清以来的历代政府无不在对外政策上颇费周章。蒋介石在建立南京政府之后，其外交政策较以前几届统治者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国自李鸿章主政晚清外交以来，外交政策上多倾向于俄国，间杂对日本的仰仗，而蒋介石上台之后，则从原来的亲俄远日转为亲英美的外交政策，这其中既有国内政治斗争的影响，也有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基本可以分为建立初期，以及对日斗争的“苦撑待变”时期，围绕着国际、国内斗争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开展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
伴随着国民革命的胜利推进，帝国主义预感到自己的在华权益受到威胁，它们采取各种手段，恫吓、讹诈、收买拉拢、分化瓦解，直至武装干涉中国革命。1926年9月，英国制造了炮轰万县的惨案，公然宣称要对中国内政进行干涉。1927年初，中国人民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后，英国政府感到其在华“主动权”确已动摇，外相张伯伦在议会中声称：英国不准备被挤出中国。因此，英国对中国革命干涉的欲望越来越强烈。
美国也不甘落后，1927年初，美驻华公使马慕瑞呼吁各帝国主义国家：如果现在采取果断行动，尚能使中国不变为反对包含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敌对的苏俄代理人。很显然，美国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但此时不管是英国还是美国都没有认识到蒋介石的影响力。
在各帝国主义国家与蒋介石的接触中，日本比较早。日本当时处于经济萧条之中，币原内阁决心扭转日本经济困境，因此标榜“国际协调外交”，在对华政策上尽可能避免采取高压政策。币原外交追求的依然是实现既定的大陆政策，只不过因国内形势所迫，而不得不有所收敛。币原所以反对高压而主张分化策略，主要是他掌握了革命营垒内部报告：在南昌的蒋介石与武汉共产党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为此，日本为确保其在上海、长江流域以及华北的特权免受革命冲击，决定拉拢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