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蒋介石上台到抗战爆发的十年中，蒋介石在宋子文、孔祥熙的主导下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有所成就，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为：缺少基础设施，能源、通信、工作母机、重工、化工、机械、汽车、飞机、机车、造船等主要工业部门几乎是空白；引进技术不注意消化吸收，买进的汽车、飞机、军舰、坦克到1949年时依然全是舶来品。可以肯定的是，这期间中国经济开始走上了缓慢的发展道路，如果没有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经济将会取得一定的成就，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距离。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了起步不久的中国经济，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3．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
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全面抗战爆发，蒋介石通过各种政策和措施，建立了以蒋、宋、孔、陈为首的官僚资本集团，这个官僚资本集团是直接利用国家政权的势力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除了一部分为个人所有外，大部分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出现，这一官僚资本集团成为蒋介石政权的经济基础，但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1927年以前，四大家族并没有多少财产，蒋介石与陈果夫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当过经纪人，宋子文在上海做过股票生意，孔祥熙在山西、天津开过裕华银号和祥记公司。这些人除孔家原是山西的土财主，拥有一些资财外，其他的资本实力并非十分雄厚。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成为党政军首脑，宋子文和孔祥熙轮流担任财政部长、行政院长，陈果夫、陈立夫交替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控制党务，他们开始逐步积累起巨额财富，发展官僚资本。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集团的形成，是从控制金融事业开始的。为贯彻蒋介石的政治理念和施政纲领，宋子文、孔祥熙等经济决策者的主要决策就是建立由四大家族控制的全国银行系统。
1928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在上海成立了中央银行，这是南京国民政府名副其实的中央银行，以金融公债2000万元做资本，并以中央政府名义授予该行以经理国库、发行钞票、经募内外债等各项特权，由宋子文、孔祥熙先后担任中央银行总裁。此后，宋、孔便以此为基础，逐步实现了对全国金融业的垄断。
宋子文首先是看准原来北洋政府的两大金融支柱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先是强行命令二行由北平迁往上海，然后又强行加入交通银行200万元，取得了一定的股权。到1928年10月26日和11月26日，分别公布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条例，规定中国银行以经理汇兑国际货币为主要业务，并有权发行兑换券和钞票、经营存放及协助进出口等。交通银行则负责建设、工商贷款及一般业务，这样就把两行纳入南京政府的金融体系。直到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共发行1亿元金融公债，其中2500万作为官股加入中国银行，官股超出私股500万元，中国银行就被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集团所有，宋子文当上中国银行董事长。同时，宋子文和蒋介石又拨出1000万元作为官股加入交通银行，官股占55％，交通银行也落入南京国民政府手中。
在四大家族中，陈氏兄弟控制的银行是中国农民银行。该行始建于1928年7月，在陈果夫的支持下，由江、浙两省政府先后创办，1935年，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负责对农村输出中、短期贷款。在南京政府的金融体系中，宋子文还特设两个金融机构，即“邮政储金汇业局”和“中央信托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邮储局、信托局，简称为“四行二局”，成为官僚资本的六大支柱金融机构。
蒋介石十分欣赏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等人的行为，对他们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建立起颇具规模的官僚资本感到分外满意，这为他的政治、军事行动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经济来源。
四大家族进而控制一批具有相当实力的私营银行，例如改组兼并了新华信托银行、江浙财川的中国通商银行、四明银行及中国实业银行。
四大家族兴起的另外一个渠道就是通过发行公债、举借外债、垄断军火贸易兼并民族资本等方式建立起了庞大的官僚资本集团。
发行公债是宋子文建立官僚资本、积累军费的重要手段之一。从1927年到1934年间，南京政府共发行公债14．61亿，7年问的发行量达两年的政府财政净收入。公债主要用于支付内战军费，而四大家族如此热心发行内债，则是因为能带来巨额利润。因承销公债而得利的主要是银行，而中、中、交、农四行又是承销公债的垄断者。按照惯例，承销公债的折扣是五六折，还本付息时则按票面全额计算，因此除去手续费、劳务费等支出，承销者能获纯利三成到四成之间。7年间的内债，南京政府实得8．09亿元，以四行为主的承销者获利达6．52亿元，如果加上票面利息，数字更为惊人。借外债和借内债一样成为蒋介石、宋子文等建立官僚资本的重要手段。如美国在1931年至1933年问，便以各种名义向南京国民政府贷款近1亿美元。美援数目不算大，可对当时急需解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