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忧虑之下，本来打算“赴俄休养”的蒋介石，在汪精卫的无意催促下，蒋大犯其疑，担心此刻远离，将导致自身的永久失败，故断不可取，遂决定取消去意，静待事变。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右派乘虚而入，利用蒋介石多疑心理，制造谣言和事端，他们宣传苏联对蒋介石已不信任、李济深阴谋反蒋，汪精卫种种反蒋言论等，以进一步挑起蒋介石和汪精卫、季山嘉以及共产党之间的矛盾，从中渔利。
这些活动直接地促成了中山舰事件的发生。而在整个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右派分子都扮演着闹剧导演的角色。
1926年3月18日下午6时半，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浚，得知外洋火轮被匪抢劫，为保证该舰安全，饬令黄埔军校管理科科长赵锦雯速派巡舰一只，运卫兵10名前往保护，命令是管理科交通股股员黎时雍接到的。被劫的定安轮是由上海开到广州的商轮，因船员与匪串通，在海上被劫，停泊于黄埔上游，等待救援。
而此时黄埔军校无舰可调，黎时雍自作主张，向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请求速派船出，以应急需。驻省办事处交通股股员王学臣接电话时没有听明白，尤其是奉何人之谕，根本含糊不明，可能是对方没有交待清楚，也可能是他真的没有听清，等到再转达此意时，这一关键细节已被疏忽。但为了“出师”有名，情急之下，总该有所说法。王学臣想，既然有赵锦雯的命令，按理向上推的话，应该是来自教育长邓演达的指示。
在向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禀知此事时，就是这样说的。得知王学臣的报告后，欧阳钟即亲赴海军局交涉，当时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因事外出，他便将此事告与作战科科长邹毅，因为情况紧急，邹毅只能应允下来，以后再征局长同意，邹毅面允即派舰一二艘前往黄埔，听候差遣。此后，欧阳钟又与李之龙电话联系，但因李电话不通，无从请示，故即决计面见李之龙，商谈一切。
当夜，欧阳钟与其他两人一同前往李之龙家，因李之龙不在，只有其夫人接待，欧阳钟见有所不便，不宜久留，便长话短说，将来意表明：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之事，派战斗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同时又交下作战科邹科长一函，函中称：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舰两舰可派，请由此两舰决定一舰。李之龙归来阅信后，马上去和自由舰舰长谢崇坚商量，因自由舰刚从海南回省，机件稍有损坏，李之龙决定派中山舰前往，当即下令给该舰代理舰长章臣桐。
同夜10时许，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秘书季方接到欧阳钟电话，据称：向海军局交涉之兵舰，本日晚可望来一艘，约夜几时到铺，请嘱各步哨不要误会。季方当即询问何事故调舰，抑奉何人之命交涉，答称：系由本校股员黎时雍电话嘱咐，请保护商轮之用。
19日晨6时，中山舰应令出港。上午9时，开抵黄埔，代理舰长章臣桐到军校报到，由季方委派副官黄珍吾代见，章见黄之时，出示李之龙命令，略述一遍，派中山舰到黄埔，归蒋校长调遣，该舰长来校，乃为请示任务。若无十分重要事情，则给其回省之令，另派一小舰来候用。黄珍吾当即报告邓演达，邓当时对此事一无所知。从不知有调舰之事，当向他请示命令之际，邓也没在意，单称“公事繁忙”，命黄转告该舰长听候命令。之所以如此传令，一方面是邓对该事来龙去脉，不甚知晓，另一方面，邓既然听说是奉蒋介石命令调舰前来，自然有调舰之理由，作为下属，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依命行事，虽然舰长要求若无事换舰亦可，但终因是蒋之意愿，还是稳定待命，以应上意为好。
当时，以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苏联使团正在广州考察。中山舰停泊黄埔期问，海军作战科邹毅告诉李之龙，因俄国考查团要参观中山舰，俄顾问询问中山舰在省与否？李之龙随即用电话请示蒋介石，告以俄国考察团要参观，可否调中山舰返省，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后，李之龙令舰回省。
蒋介石就是从这里开始与中山舰事件直接发生联系的。当李之龙征求蒋的调舰回省的命令时，蒋介石感到非常纳闷，尽管口头上表示，“你要开回去，你就开回去，何必问我呢？”听得出来蒋介石是在大动肝火，原因何在呢？碰巧的是在下午李与蒋通话之前，蒋介石接到了汪精卫之妻陈璧君的五个同样的质问，语气、声调又是那样的神秘诡诈，使得蒋心存疑问。据陈洁如回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26年3月18日，我们的电话响声大作，是贝吉（汪精卫夫人）打来的。她问：“介石在吗？”
“不在，”我说，“他去开会了。”
“你知道他今晚何时去黄埔吗？我们有急事，想同他见面。”
“我说不上来，”我答道，“但是，我知道今晚他要在军校开会，很可能6时前要离开广州。”
“他会在哪个码头上船？”她又问。
“你为什么问这个？”
“因为精卫和你先生有约，想同他一道去黄埔。那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