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邀请邵元冲、叶楚伧赴粤，有两个目的。其一，他要培植亲信，对邵、叶加以重用。5月28日，邵元冲被任命为青年部长，6月1同，叶楚伧被任命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其二，蒋介石企图通过邵、叶两人，影响、拉拢西山派主要成员。二届二中全会后，蒋介石、张静江、谭延闿曾联名电邀林森、张继等人南下，但不见林、张赴粤。6月18日，蒋介石与邵元冲面谈，商议邵将赴沪斡旋之事。
但是，不管蒋介石如何表白，谢持、张继、邹鲁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派出于“清党”、“分共”的顽固决心，依然不和他合作。8月，西山会议派的上海中央通过《警告蒋介石书（秘件）》，对蒋提出“严重警告”，继续呼吁蒋介石迅速“清党”。9月，上海中央党部又召开伪二届中央第二次临时会议，通过所谓《中国国民党宣言对时局之主张》，不点名地指责蒋介石等人“不能遵照本党清党案办理”。西山会议派与蒋介石在“清党”反共问题上的分歧更加表面化。随着国民革命的深入，西山会议派与蒋介石之间是分分合合，直到1931年底，西山会议派最终被蒋介石清除出局，退出了历史舞台。
二、制造中山舰事件
1．事件的缘由和经过
从1926年1月起，蒋介石权力欲开始膨胀，不能安于现状，与苏俄在华军事顾问以及汪精卫之间时常有口角争执和暗中争斗。
1925年末，蒋介石从汕头启程返回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是以“东征英雄”的姿态出现的，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夸下海口说“预定明年8月克复武汉”。他特意通过提升北伐的重要性和紧迫感，突出自己在党内、国内的地位，对汪精卫的统治地位从侧面予以打击和贬斥。
而当时代替鲍罗廷在华的苏联顾问季山嘉对国民政府的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军事计划的设置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季山嘉出于本国对中国的全局策略和对蒋之冒进想法的不以为然，对蒋介石提出的北伐建议表示反对。蒋介石开始将季山嘉视为其个人权力膨胀的障碍，蒋季两人的矛盾由此开始。
当然，蒋介石与季山嘉之间的关系并未彻底破裂。1月中旬，奉、直军阀在华北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为此，季山嘉提出两项建议：由海道出兵往天津，援助国民军，蒋介石亲赴北方练兵。其地点，据说是在海参崴。对于这两项建议，汪精卫赞成，蒋介石最初也同意，并表示要决心在北方得到一方立足之地，其发展效力不可估量，至少相当于在南京十倍。
然而，蒋介石很快就改变了态度。在2月6日那天，军事委员会会议议决黄埔军校经费30万元，其中王懋功第二师经费12万元。第二天，军校经费减至27万元，而与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关系密切的王懋功第二师的经费则增至15万元。
于是，蒋介石决定以辞官退位为威胁，向对方施加压力。8日，蒋介石表示不就军事总监一职；9日，呈请辞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广州卫戍司令职务，并草拟通电稿；最后，蒋决定投石问路，以出国考察为由，暂避锋芒，以观后效。
在蒋介石与季山嘉个人矛盾冲突中，汪精卫表面上是以局外人的身份涉及此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就亲密无间，根本地讲，蒋与汪的矛盾才是国民党内部权力争夺的最高层次的较量。
在蒋介石与季山嘉的矛盾中，汪精卫支持季山嘉。国民党二大期间，蒋介石提出北伐问题，汪精卫曾表示同意，并且开始筹备经费，但不久转而赞同季山嘉的意见，将蒋介石的主张冷落一边，所以二大未就北伐问题做出任何决定。对于蒋介石的辞职，汪精卫也策略地一再表示挽留，但蒋执意出访，并向汪精卫正式提出“赴俄休养”一事。
同一天，季山嘉也赴蒋宅，表示挽留之意，谈话中蒋介石透露了“赴俄”的意图，并且观察季山嘉的表情。可能是季对蒋的试探装聋作哑，也可能是季在明白意思之后挽留之意不够诚恳，使得蒋介石对季的不满愈来愈深。
2月24日，国民政府成立两广统一委员会，任命汪精卫、蒋介石等为委员，将广西军队改编为第八军、第九军，以李宗仁、黄绍竑为军长。在此之前，广东有6个军，按照次序，广西军队应该编七、八军，结果却是八、九军。再联系到十几天前，黄埔军费的缩减，王懋功师军费凭空增加了3万元，使得蒋介石不得不怀疑现在把第七军的编制空起来，就是季山嘉企图动员王懋功背叛自己扩编军队，建立第七军的预谋。
于是，蒋介石于26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设下圈套将王懋功扣押起来，次日，将王押送赴沪。蒋介石在扣留王之后，旋即任命亲信刘峙为第二师师长，动作之迅速敏捷令人惊诧不已。驱除王懋功之后，蒋介石心中犹如一块石头落地，变得踏实一些。
3月7日，刘峙、邓演达二人告诉蒋介石，有人以油印传单分送各处，企图掀起讨蒋运动，这更加增添了蒋介石的危机感，觉得不少人在以自己为目标，企图把自己消灭掉，蒋介石的心理变得越来越沉重和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