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总队还是支队，不论案情有什么进展，发现什么线索，第一时间就会告知，由他向领导汇报。
刘开春压根没听说，支队这些天查到过什么线索。那这些关联人，疑似团伙嫌疑人，是怎么查到的？
正狐疑间，言文镜翻开文档：
“任丹华，原名单华，三十三岁，河北唐山人。九七年，京城职业艺术大专毕业，在琉璃厂字画店从事导购工作。九九年，注册个体工商户，从事古玩经营。一年后成立公司，现为漱玉居古玩文化有限公司法人，注册资金一百万”
“于季川，原名李季林，四十二岁，河北唐山人，与任丹华为表兄妹关系。九十年代初，在古玩店当学徒，后学习古玩修复，现为西城区观澜文玩修复公司法人。于季瑶，原名李瑶，二十八岁，与李季林为兄妹关系，现为观澜公司总经理”
“千金斋，金银文玩修复公司，法人冯世宗，合伙人李建生，注册资金经营项目”
言文镜一个一个的介绍，着重提到这几位与马山、并其之间的关联信息，刘开春越听越感觉不对。
原来，压根就不是支队查到的线索，而是林思成通过社会关系打问到的消息？
而且全部是推测，而且只是林思成的推测：这几个人之间的关系、暗地里从事的职业、在团伙内部扮演的角色，以及与马山、马龙团伙的关联性。
利用社会关系查找线索，推进案情，这不奇怪。凡负责刑事、重案要案的单位，基本都有这种或是那种的“线人”，也不是没有在关键的时候有过奇效。
刑侦推理，所谓的破案，基本就是根据行为、痕迹、时序等线索重建犯罪现场，再根据犯罪嫌疑人心理、动机锚定侦查方向。
说直白点，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工作都靠推理，包括审讯、物证关联，这也不奇怪。
奇怪的是，靠自然人的社会关系查找线索，警方全程未参与？
未提供侦查方向，未提供技术支持，更未提供信息与数据支撑。
更奇怪的是，没有任何专业支持，仅凭自然人了解到的极其片面的一点信息，想象化的臆测构建的人物关系，就这样堂而皇之的摆在总队的案情分析会上。
也不是没有社会专家协助警方办案，都不需要多远，就比现成的例子：林思成协助西京警方的那几件，够典型，够轰动，作用够大，效果够好。
但他只是提供协助，而非主导。
所以，这些推理，准确度有多高，专业性有多强，会不会误导侦察方向，浪费有限的警力？
更或是，南辕北辙，前功尽弃？
乍一看，就感觉既荒谬，又可笑。
但刘开春没敢吱声，甚至于心里古怪的要死，却只能死死在忍着，不敢在脸上表露出来。
因为他了解的够多：不敢说从头到尾，都是林思成领着支队在往前走，但案子办到现在，有这么大的进展，他至少要占一半的功劳。
主要嫌疑人的破绽是他诈出来的，慕陵被盗、团伙内讧杀人灭口是他推测的，也是他找到的，更包括那五具尸体。
甚至于连这个团伙的组织架构、作案模式，都是借鉴的他的思路。
但一次对，不可能次次都对。一个人再博学，再全面，不可能涉猎所有行业，了解所有的罪犯的作案模式。
盗墓的也分好多种，光是京城，不管明里暗里，出现的没出现的，涉及盗掘的文物没上千万，也有几百万。
仅凭有限的几件文物，仅凭年代相近，就推论这些人和已抓捕的马山具有关联性，乃至属于同一团伙，刘开春就觉得过于草率。
也不止刘开春一个人这么想，包括孙副总队，于支队，乃至重案支队的两位领导。
比较熟，于支队没客气：“小林，依据是什么？”
“文物！”
林思成言简意赅，“我在千金庐看过三件：一件玉熊，出土于冀南一带，墓葬级别至少是超品公爵。一件金累丝嵌松石盘，出土冀中石家庄一带，墓主为亲王或贝勒。
还有一件金錾花卉纹嵌珠宝如意式香熏，出土于冀北、内蒙南部，应该为蒙古王公的陪葬品”
“如果我没记错，马山团伙骨干成员交待：大致零六年底到今年初，将近一年半，马山往外贩运的文物，基本就是这几大类墓中出土：清早期王公、清中期宗室、晚清蒙古王公”
“一件还能说是巧合，三件全部来自于同一类型的墓葬，巧合的可能性太低太低”
几位领导下意识的怔住。
供述他们也看过，马山的手下，包括外号麻杆的马龙在内，不止一位这么交待。
但因为他们级别太低，接触不到资金、帐目等信息，具体卖给了谁，又是从哪挖的，卖了多少钱，一概不知。
马山又拒不交待，暂时没发现任何相关联的证据，等于无从可查，所以这些供述基本没有调查的价值。
但照林思成这么一说：这些文物，很可能全是从河北一省之内盗出来的。
不排除林思成在千金庐见到的那几件，也出土于河北，更或是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