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丞相作出表率，相府府僚家有馀粮者争先认购。
姜氏作为天水一等一的豪强，去岁结馀便两三万石，姜维作为族中嫡长，话语权本就颇大，封候拜将后更是族中骄子与希望，不与族中商量便做主认下万石国债，算是一众府僚中最大的手笔了。
丞相兢兢业业二十年，得赐薄田十顷（一千汉亩），但田地大多都以低息租给了田地周遭百姓，自己的俸禄，又大多用来接济鳏寡孤独。
虽不至于说如邓芝那般贫苦得连妻儿都有时挨饿，但也确实没有太多馀粮，两千石粮，大多是去年大胜后天子所赐。
费祎、胡济、李福这些府僚，同样不治产业，仅靠俸禄供养，导致结馀不多，却也尽己所能，纷纷认购一张千石债券。
邓芝之子邓良乃是仓曹属吏，闻知各曹大吏纷纷认购大汉国债，便回家与母亲商量，最后取天子去年赐给父亲的粮食千石，以父亲镇东将军名义认购一张。
然而此举却遭到了丞相的拒绝。
邓芝清贫在大汉上层无人不知，朝廷发的俸禄，几乎全部被他拿来接济麾下将士的遗孀孤弱，导致邓良与母亲都常常饿肚子。
先帝在时，尝赐邓芝园地，邓芝出征在外，母亲便与尚还年少的邓良在家种桑果杂树。
及邓芝还家，见而怒曰：
‘匈奴未灭，去病辞家，今国家大贼未平，而汝等欲事产业，岂所谓忧公忘私邪？！’
而后竟亲自拔而弃之。
如此一来，便导致邓良堂堂镇东将军之子，去年严冬竟没有一件象样的御寒衣物，每日往来相府与各邸阁办公冻得浑身发颤，嘴唇发紫。
由于邓良才能不显，邓芝禁止他说自己是自己的儿子，导致相府官吏没几个认识他的，最后还是汇报工作时被诸葛乔撞见，才赶忙从家里拿来几件御寒衣物送给邓良母子。
此事传出，长安一众文武无不由衷感叹，邓镇东真忧公忘私也。
如今邓良欲购国债而遭拒，相当于给很多因忧公忘私而几乎一贫如洗的爱国志士打了个样，也让小部分私底下有些非议，认为丞相、费祎、姜维等人欲裹挟所有人购买国债之人彻底闭了嘴。
丞相、费祎、董允、邓芝…已经故去的杨洪，还有那位痛风到不能行走却无钱治病的都尉张嶷……在丞相以身作则之下，大汉有太多忧公忘私而不治产业之士。
所谓治产业，在这个年代专指为家族、家庭购买地皮、种桑种果这种与土地相关的事务，其主要目的是保值、守成，内核是守，守得住的，才算产业。
像放高利贷的子钱家，作盐铁粮锦生意的商贾，乃至国债，主要目的则是增值与盈利，是进攻性的，其内核是增。
古言‘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便是通过商业赚钱，然后购买土地来守护财富之意了。
一直到进入工业社会前，这片土地上的人，都视拥有土地为体面与地位的像征。
但过度追求，尤其士大夫阶层，又会被诟病为汲汲于俗务，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把过多精力放在治产业上，那么拿什么精力来追求理想？
这便是为何邓芝回来后骂邓良母子，‘汝等欲事产业，岂所谓忧公忘私邪？！’。
邓良母子种桑果杂树，在邓芝眼中，便是经营私产，是在为自家未来做打算。
而他所求，乃是忧国忘家，公而忘私，乃是尽忠国事，勤王务公。
于是他愤怒，他家人并未与他一样，抱忧公忘私之念，沾污了他坚守的崇高理想。
我及我的家族，心无杂念。
唯一的目标便是平定天下。
在此之前，绝不考虑任何私利。
而今之大汉，有太多太多这样忧公忘私之人，尤其围绕在丞相身边的一众府僚，更是如此，或许是人会吸引身具同种特质之人，又许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总而言之，邓镇东之子求购国债被拒绝，让许多忠君爱国之士没有了心理负担。
而丞相也因此立下规矩，所有前来认购国债之人，须以家、族为单位，向大司农属官汇报户主、俸禄、田产构成等详细户籍田亩信息，田产不合格者不得购买。
非只如此，国债还不允许转卖，只能以家、族为单位，与大司农新设的国债曹属官认购交割。
而接下来又还有一个问题。
国债募来的粮食该如何运输？
最后的决议，认购的粮食，统一由官府遣人组织运输，官府自己解决粮食的损耗问题。
譬如姜维家在天水，那么姜氏认购的万石粮食便直接运往西线，交割到吴懿、马岱的西北军。
丞相家资尽在成都，便直接交到成都府库。
事实上，这也是刘禅所想，也是为何要定下什一之利的缘故了。
当年无盐氏以十倍之利贷钱，如今民间放高利贷的子钱家，也是九出十三归，甚至十四五归都有，什一之利着实不高，但考虑到运粮损耗朝廷负担，那么便能大大激发民间豪富购买国债的意愿。
数日之后。
‘大汉炎武元年东征专项国债’的公告，由快马分发至关中各郡县。
告示采用朴实